窮而後工，成就詩人

                 ——讀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

      天生萬類，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用也。而在人世，林林總總，良莠不齊，而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用也。如宋人梅堯臣，其一生抑鬱而不得志於官場，然於詩歌卻有特長，殆上蒼將要使之成為詩人，以故屢屢拂逆其志，俾其借詩篇而宣洩焉。記得太史公在寫給任安的信中說過：“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也就是說，當人生處在長久地抑鬱難伸之中，其心思意志不得暢通，以故假諸詩歌而宣洩之。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他自天聖六年（1028年），以叔父梅詢蔭補太廟齋郎之後，歷任河南、河陽主薄，德光、建德、襄城縣令，監湖州鹽稅等職，均是地方官佐僚。儘管他也曾多次參與科舉，但無奈作為詩人的專才，對於寫作策論等作竟不是所長，因而屢屢困於考場，無法取得功名。直到皇祐三年（1051年）才得到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這樣才算有了個御賜的功名。由於長期的官場與科場失利，梅堯臣一生只得輾轉於州縣，為人佐僚，難以伸展其個人抱負。這些在他的人生中自然是非常失意的因素，然而正是由於這些失意，反而促成了梅堯臣在詩壇上的得意。

      據歐陽修的《序文》所言，梅聖俞“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這足以說明梅堯臣乃是天生詩才，若不讓他一生作詩，終將辜負如此奇才。由於詩歌講究形象思維，重在情感表達，因而對於敘事說理等理性思維，卻不是其所長，這或許就是梅堯臣困於科場的原因。儘管歐陽修說他成年後“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但文章寫作終究不是其強項。歐陽修在《梅聖俞墓誌銘》所記梅堯臣的學術成就，也僅有“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一語，他所編纂的《唐書》也並未公諸於世。唯獨在詩歌創作方面，可謂成就卓著，其所存“遺稿千餘篇”，最後擇其優者猶有“六百七十七篇”，可謂創作甚豐矣。而這一成就的取得，全賴梅堯臣困於官場與科場，俾其鬰鬰而不得志於有司，因而其所蓄思憤，獨賴詩篇以見之。

      惟其如此，歐陽修在《序文》的開篇便至如主題，提出了“詩人少達而多窮”這一普遍現象。因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古語云：悲憤出詩人，如三閭之放逐，乃有《離騷》《天問》傳世；又如文姬之出漢，爰有《悲憤》詩篇之作。但凡詩才，若遇人生困厄，抑鬱難伸，自會假諸詩歌，生成動觸天真的妙音。因此，歐陽修最後總結道：並非是詩歌本人會使詩人窮困，而是只有詩人窮困了才能寫出好詩。

      儘管梅堯臣詩名在外，也曾得到不少官家稱頌，就連北宋宰相王曙也曾說過“二百年無此作矣”的話，但就是無人舉薦梅堯臣。就這樣，梅堯臣一直在佐僚的職位上輾轉，以故歐陽修也為之感歎曰：“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倘使梅堯臣真能得到達官的舉薦，果如歐陽修所願，讓他寫作雅頌之作，“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則梅聖俞將成為一宮廷詩人，由是詩壇乃少了一位“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的詩歌大家。

      人生的幸與不幸，究其實要看此人的人生取捨，要看此人的人生終極追求。若果站在官場與科場的得失而言，梅堯臣無非是最為倒霉的一個；若是站在詩壇成就而言，則梅堯臣乃是最為得意的一人。更兼他一生儘管輾轉州縣爲佐僚，但還不至於像老杜那樣連自己兒子也被餓死（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還讓他一生衣食有所着落，從而也保證了他的詩歌創作事業。由此看來，梅堯臣的一生在不幸之中也算是萬幸的了，更兼他結交了像歐陽修這樣一批朋友，其平生詩作由是得以廣泛流傳，也真是其萬幸呀！

           附原文《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

      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附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意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袷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製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曾祖諱遠，祖諱貌，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