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文章兩兼得，螟蛉賢姪勝出己

                 ——讀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在趙宋王朝的歷史長卷中，薛奎（世稱薛簡肅公）猶如一顆熠熠生輝的星辰：他既以治國名臣的身份在朝堂之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印記，又以精湛文才為後世所稱道。而讓薛奎的功業與文名得以雙重傳世的關鍵，離不開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的傾力推介。歐陽修不僅為薛奎譔寫了墓誌以紀其生平，更親為其文集作序，以廣流通。這篇《薛簡肅公文集序》，既是對薛奎一生“功業與文才並行”的高度讚譽，更借由薛奎的生平事跡，深刻探討了古往今來士人事業與文章能否兼得的經典命題。

      歐陽修在序文開篇，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歷代文人學者普遍面臨的困境：“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這一論斷精準概括了兩種典型的人生選擇：一方面，那些恰逢盛世、得遇明主的士人，往往將精力盡數傾注於朝廷功業，他們的功績顯耀於朝堂，名字載入史冊。在這樣的人生軌跡裏，文章常被視為“末事”，要麼因政務繁忙而“無暇”動筆，要麼因重心偏移而“不能”精研。另一方面，那些仕途失意、困居鄉野的士人，在窮愁潦倒之中，衹能將滿腹的苦心憂慮、感激憤懣寄托於文辭，以故古人才有“窮者之言易工也”的感歎。

      為了讓這一觀點更具說服力，歐陽修特意舉了唐代兩組代表性的人物爲例子：“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足於文章。”劉禹錫與柳宗元，以《陋室銘》《永州八記》等名篇流傳千古，在文學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他們在政治事業上卻屢屢受挫，劉禹錫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多年，柳宗元亦因同案被貶永州、柳州，終其一生未能在治國理政上施展抱負。反觀姚崇與宋璟，作為唐玄宗開元年間的“中興賢相”，二人聯手開創了“開元盛世”的政治格局：姚崇以《十事要說》為施政綱領，力主廢除苛法、整頓吏治，被譽為“救時宰相”；宋璟則以剛正直諫聞名，堅守法治原則不徇私情，史稱“守文持正”。二人“應變革新”與“守正持重”的執政理念形成完美互補，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都盛讚他們“協心輔佐”，為盛世奠基。然而，即便如此，姚崇、宋璟這樣功勛卓著的名臣，他們在文章創作上，卻遠不及劉、柳的文采風流。像這四位在各自領域達到巔峰的人物，都無法實現“事業與文章兩全”，更何況才能不及他們的普通人呢？經過歐陽修的這番鋪墊，既凸顯了“事業與文章兼得”的難得，也為後文稱頌薛奎的文章事業兩得埋下了有力伏筆。

      當筆鋒轉向薛簡肅公薛奎行狀時，歐陽修的讚譽之情愈發鮮明。薛奎的仕途生涯堪稱“兩朝名臣”：宋真宗時期，他憑藉出眾的治世才能嶄露頭角，成為朝堂倚重的官員；到了宋仁宗初年（太后劉娥聽政時期），他又以剛毅正直的品格擔任輔臣，在朝堂之上堅守原則、敢說真話。他決斷國家大事、製定重要國策時提出的嘉謀良言，都被完整記載在國史之中；即便到了歐陽修所處的時代，他留下的遺風餘烈，仍被士大夫們津津樂道。更難得的是，薛奎並未因專注事業而荒廢文才。他自年少時起，便以出眾的文才與高尚的品行在鄉里備受推崇。考取進士後，薛奎曾向朝廷有關部門獻上自己的百軸文章，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宋代，“百軸文章”堪稱海量，這一舉動也讓他“名動京師”，成為當時文苑矚目的新星。據歐陽修記載，薛奎一生創作的文章多達八百餘篇，像這樣豐碩的創作成果，在兼具顯赫功業的宋代名臣中極為罕見，也難怪歐陽修會由衷感歎：“可謂兼於兩得也！”

      更值得稱道的是，薛奎的文章並非“無病呻吟”的應酬之作，而是充分展示了其“氣質純深而勁正”的文風。其文風如人品，既有深沉厚重的思想內涵，又有剛正不阿的精神風骨。歐陽修點出關鍵：這是因為薛奎的文章“發於其志”，是他內心志向與人格修養的自然流露，故而能兼具思想深度與文學價值，讀其文便如見其人。

      在序文的收束部分，歐陽修將目光從薛奎本人，轉向了讓薛奎文名得以延續的關鍵人物：薛奎的侄子薛公期（名仲孺）。薛奎原本有一子名薛直孺，可惜早年夭折，未能留下後代，於是便以弟弟的兒子薛仲孺（字公期）為嗣子。薛奎的文章數量多、流傳廣，大多散落在民間，搜集整理的難度極大。但薛公期始終銘記先輩遺志，不辭辛勞地四處尋訪，從薛奎去世到文集編成，整整歷經三十年，他終於將散落的文章分類編排，集結成四十卷的《薛簡肅公文集》。對此，歐陽修給予了薛仲孺高度評價，稱他“可謂能世其者也”（即“能夠繼承先輩事業的人”）。最後，歐陽修發出“嗚呼！公為有後矣”的感慨，這裏的“有後”，不僅指薛奎有了血脈上的繼承人，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品格、治國理念與文學才華，通過薛公期整理文集的舉動得以完整傳承，不至於湮沒在歷史塵埃中。

           附原文《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舉光於竹帛，故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足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

      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言，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

      公有子直孺，蚤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甯四年五月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