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冤穫雪，尤懼仕途

                 ——讀歐陽修《乞罷政事第三表》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對歐陽修而言，是命運與時代交織的“多事之秋”。這一年，年輕的宋神宗登基，一場將深刻改寫北宋國運的“王安石變法”已在醞釀之中，朝堂權力格局暗流湧動；而身處權力核心的歐陽修，卻突然被卷入一場荒誕的輿論風暴，從參政要職淪為眾矢之的。他筆下的《乞罷政事第三表》，正是這場風波後，一位老臣對仕途的敬畏、對冤屈的餘悸，以及對進退的深思，字字皆為彼時心境的真實鐫刻。

      歐陽修的一生，本是北宋文人“達則兼濟天下”的典範。他四歲喪父，母親鄭氏以荻稈畫沙教他識字，清貧的童年反而磨礪出他“嗜學不倦”的韌勁。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四歲的歐陽修登進士第，自此踏上仕途，既以文名震天下，更以治績立朝堂：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領軍者，文風平易曉暢，開創宋代古文運動新風；他是力推改革的賢臣，早年堅定支持范仲淹“慶曆新政”，直言上疏主張整頓吏治、革新軍事與貢舉，即便新政失敗後被貶滁州、揚州等地，仍以“寬簡為政”的理念惠及地方百姓；他亦是治學嚴謹的史家，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編譔《新唐書》，後又獨著《新五代史》，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史學典籍。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歐陽修升任樞密副使，次年拜參知政事（副宰相），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巔峰。可誰曾想，巔峰之上，竟是常人難料的 “寒風”。

      “高處不勝寒”的古訓，在歐陽修身上得到了殘酷印證。隨著他在朝堂話語權日重，潛藏的政敵也在暗中蓄力，而“濮議之爭”則成為矛盾爆發的導火索。所謂“濮議”，是英宗時期圍繞“生父濮安懿王封號”展開的禮法之爭：歐陽修主張依“人情”尊濮王為“皇考”，反對者則以“正統”為由駁斥，雙方僵持數年，歐陽修也因此成為保守派嫉恨的焦點。治平四年三月，這場積怨率先以“細故”爆發。監察御史劉庠彈劾歐陽修，稱其在英宗喪期入福寧殿時，哀服內竟著紫色官服，“違大臣之禮”。看似小題大做的彈劾，實則是政敵“投石問路”，試探朝堂對歐陽修的容忍度。

      未曾想，更大的惡意還在後面。歐陽修的妻弟薛良孺因“薦官失當”遭彈劾，歐陽修秉持公心，上書朝廷請求依法處置，卻因此觸怒薛良孺。為報復歐陽修，薛良孺竟捏造“歐陽修與兒媳有私”的謠言，而與歐陽修素有嫌隙的集賢殿校理劉瑾，更是添油加醋地將謠言散佈於朝野。謠言如野火蔓延，很快傳到御史中丞彭思永耳中，他又將此事告知殿中侍御史蔣之奇。彼時蔣之奇正因“濮議”立場搖擺而處境尷尬，為自保，他竟選擇“反戈一擊”，直接在宋神宗面前彈劾歐陽修“通姦兒媳”。這一污穢指控，如驚雷般炸響朝堂，瞬間將歐陽修推向輿論深淵。

      面對無中生有的污衊，歐陽修並未退縮，他接連上章自辯，言辭懇切卻不失風骨。宋神宗深知歐陽修為人，遂親自過問此事，詢問素來正直的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孫思恭當即力證歐陽修清白。最終，這場鬧劇以“彭思永貶知黃州、蔣之奇貶監道州酒稅”收場，歐陽修的冤屈得以昭雪。但經此一冤案，歐陽修對政治的殘酷有了更刺骨的體會：昔日同僚可為自保構陷，市井謠言能動搖朝堂信任，即便身居高位，也難逃“眾口鑠金”的危機。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歐陽修寫下了《乞罷政事第三表》。表文開篇，他便以“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定調，既是對士人操守的自勉，更是對“善退”的渴求。他坦言，自己早年侍奉先帝時便曾提及“進退之道”，如今反復懇請辭官，實為形勢所迫。緊接著，他以謙辭回顧仕途：“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稱自己能從一介儒生躋身中樞，全賴盛世恩寵；即便身居侍從之位時，也常因“虛名浮實”而慚愧；晚年得任重職，本想“不傷一士之賢、樂得天下之譽”，卻不料“動皆臣忌，毀必臣歸”。

      為何會如此？歐陽修清醒地反思：並非自己品行驟變，而是“處非所宜，用過其量”。要權之地本就“指目眾多”，而自己天性“簡疏自任”不擅防備，“拙直難移”不懂委曲，這般性格，注定在復雜的朝堂中“舉足蹈禍、身為斂怨”。如今雖蒙“皇明洞照”，冤屈得雪，可劫後餘生的他，竟生出“散髮林丘，幅巾衡巷”的念想：哪怕從此歸隱田間，做個尋常百姓，也已是天大的幸運。

      但這份“退意”中，仍藏著老臣的赤誠。他在表中寫道：“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他並非不願報效朝廷，衹是不願再陷權力漩渦。他懇請神宗“曲回天造，俯察愚衷”，允許自己辭去繁劇的政事，前往閑僻外郡任職：既能避開朝堂紛爭，求得自身安全，也能以地方官的身份，繼續為百姓辦實事。

      細讀這篇表文，我們看到的不是怯懦的退縮，而是歷經滄桑後的清醒。歐陽修的“懼”，不是怕丟官失位，而是怕再遭無端構陷、累及朝堂；他的“乞罷”，不是背棄君恩，而是在“進退合理”的準則下，尋找“既能保身、又能報國”的折中之路。這種“懼”與“忠”的交織，讓這位文人宰相的形象更顯真實。他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骨氣，也有“知其不可為而退”的通達。

      而歐陽修的遭遇，更如一面鏡子，映照出北宋中期政治環境的複雜。彼時朝堂，“濮議”“變法”等議題將官員撕裂為不同陣營，黨派之爭愈演愈烈，流言與構陷成為權力鬥爭的武器；即便是歐陽修這樣“文名滿天下、治績載史冊”的賢臣，也難避無妄之災。他的選擇，既是個人對時代的妥協，也是文人風骨在現實中的堅守。這正是《乞罷政事第三表》超越“辭官文書”本身的價值：它不僅記錄了一位老臣的心境，更藏著北宋士大夫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抉擇。

           附原文《乞罷政事第三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

      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茍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

      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虚名之浮實。暨晩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毁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説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為幸民。况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茍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

      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