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爲朋，牟利斯黨

                 ——讀歐陽修《朋黨論》後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發生，宋仁宗在寶元元年（1038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衹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

      初讀歐陽修的《朋黨論》，開篇“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一句，便以直擊核心的直白與洞察世事的深刻，瞬間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這篇誕生於北宋朝堂黨爭漩渦中的政論，以“同道為朋，牟利斯黨”為靈魂主線，穿越千年時光的阻隔，不僅清晰剖開了“朋黨”二字的真正內核，更像一面映照古今的明鏡，讓我在字裏行間讀懂了道義與利益的博弈、治國與處世的深層智慧。

      “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歐陽修這句精準的論斷，徹底打破了我此前對“朋黨”的刻板認知。在此之前，一提起“朋黨”，我腦海中浮現的總是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的負面畫面，卻從未想過這兩個字裏，本就藏著“真”與“偽”的鮮明分野。小人之朋，是以“祿利”“財貨”為黏合劑的鬆散聯盟：利益一致時，他們暫且勾結、相互援引，看似團結緊密，實則各懷私心；可一旦利益出現分歧，或是利益耗盡、交情淡化，便會立刻反目成仇，彼此傾軋陷害，即便至親如兄弟親戚，也難以在利益的漩渦中保全對方。這樣的“偽朋”，是精緻利己者的短暫抱團，沒有絲毫真情與堅守，散場是必然的結局。

      而君子之朋，卻有著全然不同的底色：他們以“道義”為根基，以“忠信”為支橕，以“名節”為準則。用道義修養自身時，他們因志同道合而相互滋養、共同提升；用忠誠效力國家時，他們因心意相通而併肩前行、共擔風雨。他們的團結，無關私利，只為心中共同的理想、為家國百姓的福祉，是歷經歲月打磨、利益考驗仍能“終始如一”的“真朋”。讀到這裏，我才恍然醒悟：歐陽修並非在為“朋黨”籠統正名，而是在教世人穿透表象，辨別“朋”的本質：以利相聚者，利盡則散；以道相守者，方能歷久彌堅。

      文中那些橫跨千年的歷史案例，更像一聲聲振聾發聵的警鐘，讓我清晰看到“辨朋”與“治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堯執政之時，舜堅決斥退共工、驩兜等“四凶”組成的小人之朋，全力啟用八元、八愷等君子之朋，堯的天下因此實現大治；後來舜登基為天子，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在朝堂之上相互讚美、彼此謙讓，組成一支強大的君子之朋，舜毫無猜忌地信任並任用他們，天下再度迎來興盛局面。

      反觀那些因“誤辨朋黨”而走向衰敗的王朝：商紂王時期，億萬臣子各懷異心，沒有一個真正為國家著想的“真朋”，最終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漢獻帝在位時，因忌憚名士的影響力，將天下名士盡數囚禁，污衊他們為“黨人”，直到黃巾起義爆發、漢室陷入大亂，才追悔莫及地釋放黨人，可此時王朝早已病入膏肓，再也無力回天；唐朝末年，“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到昭宗時期，朝廷更是對名士展開殘酷誅殺，甚至將他們投入黃河，還嘲諷道“此輩清流，可投濁流”，這場對君子之朋的迫害，最終加速了唐朝的覆滅。

      這兩組對比鮮明的史實，清晰勾勒出一條亙古不變的規律：任用君子之朋，國家便會走向興盛；排斥君子之朋、縱容小人之朋，國家必然陷入衰敗。歐陽修寫下這些，或許最初是為了向君主進言，卻在不經意間給後世每一個人留下了啟示：無論是治理天下這樣的大事，還是管理一個團隊這樣的小事，“辨朋”都是關鍵。選對了同行者，便等於選對了前進的方向；選錯了同路人，終將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掩卷沉思，《朋黨論》的智慧早已超越了封建朝堂的局限，成為當下人們為人處世、組織管理的寶貴借鑒。於個人而言，“同道為朋”是值得堅守的交友準則。我們身邊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因利益靠近，平日裏稱兄道弟，可一旦涉及私利，便會翻臉不認人；而有些人，卻因共同的價值觀、相似的人生追求而相聚，順境時一起分享喜悅，逆境時彼此支橕鼓勵，這樣的友誼，才能經得起時間與現實的考驗，成為人生路上的溫暖力量。

      於團隊而言，“辨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是決定其興衰的關鍵。一個團隊中，若滿是以集體目標為導向、秉持公正誠信的“君子之朋”，便能凝聚起強大的向心力，在發展道路上穩步前行；可若充斥著為私利勾結、不惜損害集體利益的“小人之朋”，便會滋生內耗與矛盾，成為阻礙發展的“絆腳石”。就像現代企業管理中，領導者若能像舜那樣，善於識別並重用那些志同道合、堅守原則的人，果斷摒棄那些唯利是圖、拉幫結派的人，就能營造出風清氣正的工作氛圍，讓組織在競爭中走得更穩、更遠。

      歐陽修在文末感歎“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但在我看來，這“鑒”並非只為君主而設，更是為每一個普通人留下的人生指南。《朋黨論》教會我們的，不衹是如何辨別“朋”的真偽，更重要的是如何堅守“道”的初心。無論是與人相交、經營友誼，還是幹事創業、追求理想，唯有以道義為根基，以忠信為準則，才能找到真正的同行者，走出一條堅實、長遠且有意義的人生之路。這，便是我讀完《朋黨論》後，最深刻也最寶貴的收穫。

           附原文《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