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誠意切，婉辭樞要

                 ——讀歐陽修《辭樞密副使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在北宋文學與政治交織的坐標系中，歐陽修的《辭樞密副使表》絕非普通的官場文書，它更像一面棱鏡，既折射出文人臣僚的赤誠風骨，也映照著北宋中樞的政治肌理。這篇表文篇幅不長，卻字字叩心，既是歐陽修個人從政心境的真實剖白，也是宋代士大夫“進退有度”政治智慧的典型範本，值得細品深讀。

      歐陽修的一生，堪稱北宋士大夫的標杆：既是引領文壇風向的“一代文宗”，也是深度參與朝政的“社稷之臣”。他自幼家貧卻力學不輟，以文名嶄露頭角後，便始終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立身。在政治場域，他親歷慶曆新政的起伏，因支持改革屢遭貶謫，卻從未放棄“致君堯舜上”的初心；在文學領域，他高舉詩文革新大旗，力糾晚唐五代以來的浮靡文風，主張文章當“明道”“致用”“事信”“言文”，其散文平易紆徐、情理兼備，《醉翁亭記》《朋黨論》等名篇至今傳誦，為後世散文創作立下定式。正是這樣一位兼具文名與政聲的重臣，在嘉祐五年（1060年）接到“樞密副使”的任命時，卻寫下了這篇言辭懇切的辭表。要知道，樞密副使掌全國軍事機密，與中書省同稱“二府”，是僅次於宰相的中樞要職，這樣的“辭高位”之舉，本身就充滿了值得探究的深意。

      表文開篇即見赤誠：“成命始行，驟驚於眾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沒有官場常見的虛與委蛇，歐陽修直接坦陳接到任命後的兩個核心反應：“驚”與“懼”。“驟驚於眾聽”的“驟”字，既點出任命的突然性，也暗示了“以文臣掌軍樞”在當時引發的輿論反響；而“撫心增懼”則更進一層，這份“懼”並非畏權避事，而是源於對“樞要之職”的敬畏。他深知，這個職位關系國之安危，若能力不逮，誤的是社稷蒼生，這份“自容”之難，恰恰是士大夫“任重而道遠”的責任感使然。

      緊接著，歐陽修並未急於說“辭”，而是先論“職”，為自己的推辭鋪墊堅實的邏輯根基：“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幾；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系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這幾句話看似是對樞密院職能的客觀陳述，實則暗藏深意：他先強調樞密院是“朝廷慎選”的核心機構，“出納”軍國大事、“贊襄”帝王決策，其地位與禮遇堪比中書省；再點出關鍵“任人之得失系國之重輕”，若用錯人，後果不堪設想。這番論述絕非空泛的官樣文章，而是為後文“自陳不才”埋下伏筆：正因為職位重要，才更要“量材而授”，不能因個人恩寵誤了國家大事，這份清醒與擔當，遠勝“欣然受命”的功利之態。

      鋪墊之後，歐陽修轉入自我剖白，其言辭之懇切、自省之深刻，在古代官場文書中極為罕見：“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他毫不諱言自己的短板：論才能，“器薄力弱”，缺乏執掌軍樞所需的剛毅果決；論文學，年少時的文辭多浮華美艷，欠缺務實之用，晚年鑽研古學，又難免因堅守原則而顯得“迂闊”。這種“自貶”並非故作姿態，而是基於對“樞要之職”需求的清醒認知。軍事決策需果決、務實、懂軍務，而自己的專長在文治與教化，而非兵機與謀略。在盛行“文人相輕”的時代，歐陽修能跳出“自矜其才”的桎梏，客觀審視自身長短，這份謙遜與自知，正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

      隨後，他以過往從政經歷佐證自己“不適時宜”：“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眾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這裏的敘述帶著幾分無奈，卻句句真實：他曾在皇帝身邊任侍從官，屢屢直言時政，卻因此招來了不少非議；一心想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卻因“智短”而難有實效，甚至多次身陷險境，全靠皇帝保全才得以平安。這番話並非抱怨，而是坦誠自己的“政治風格”：直言敢諫卻不善圓融，這樣的性格在需要“平衡各方、審慎決策”的樞密院，很可能“誤事”。因此他得出結論：“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退居閑職，才是對自己、對朝廷都負責的選擇。

      為了讓推辭更具說服力，歐陽修還補充了過往的“求外”經歷：“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他說自己回到京城任職的七年間，已經近十次請求外放地方，每次都言辭懇切，卻屢屢被皇帝挽留。這一細節的補充，徹底打破了“故作清高”的猜疑。他的“辭高位”並非一時興起，而是長期以來“求閒退、避中樞”的一貫想法。即便如此，他仍不忘謙遜：“雖大度並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既感激皇帝的寬容，也表明自己見朝中賢才眾多，絕無“爭位”之念，這份淡泊與磊落，更顯其心之誠。

      在充分鋪墊後，歐陽修終於直面皇帝的任命意圖，言辭委婉卻態度堅定：“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他先肯定皇帝“急於求賢、力謀治國”的初衷，也感激皇帝在選拔重臣時沒有忘記自己這個“舊臣”，先承君恩，再言己意，盡顯君臣相處的禮儀分寸。隨後話鋒一轉，以比喻說理：“然而致逺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他把擔任樞要之職比作 “長途遠行”，能力不足的人只會加速失敗；而能清醒認識自己的能力邊界，才是真正的 “明智”。最後，他懇請皇帝：“敢冀睿慈，察其廹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希望皇帝能體察自己的迫切心意，收回成命，另選賢能。這番話既尊重皇權，又堅守本心，“婉而不曲、誠而不媚”，將“辭”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表文結尾，歐陽修以“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收束全文。他沒有只談自己的進退，而是將個人選擇與國家利益綁定：若能“量材授職”，讓賢能者居要位、平庸者處閑職，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國家才能治理好；而自己即便退居閑處，也會以“犬馬之心”永遠報答皇帝的恩情。這一結尾既回應了開篇的“懼”，也升華了全文的主旨。他的“辭”，從來不是為了“避禍”，而是為了“利國”，這份“以國為先”的赤誠，讓整篇表文的境界瞬間拔高。

      從文本藝術來看，《辭樞密副使表》堪稱“應用文的典範”。語言上，它摒棄了駢文的堆砌辭藻，也避免了散文的鬆散隨意，而是採用“駢散結合”的句式：如“出納惟允，實贊於萬幾；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對仗工整、音韻和諧，盡顯文書的莊重；而“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等句則自由流暢，如話家常，讓情感表達更顯真摯。結構上，全文層層遞進、邏輯嚴密：先言“驚懼”表態度，再論 “職重” 立根基，繼以“自剖”陳不足，又用“舊曆”證初心，最後“懇辭”盼明君，每一步都環環相扣，讓“辭”的理由既充分又動人。

      若從更深層的維度解讀，這篇表文還藏著兩層重要價值：其一，文學層面，它完美踐行了歐陽修“文以載道”的主張 。文章不僅是表達工具，更是傳遞“忠、信、謙、誠”等儒家價值觀的載體，平實文字下藏著厚重精神；其二，政治層面，它折射出北宋“重文輕武”政治生態下的文人困境。歐陽修並非不能任樞密副使，而是深知“文臣掌軍”背後的權責矛盾，他的“辭”，既是對自身定位的清醒認知，也是對北宋中樞權力結構的隱性反思。

      將《辭樞密副使表》與歐陽修的其他名篇對比，更能見出其文風與心境的多元：《醉翁亭記》是貶謫後的豁達，“醉翁之意不在酒”藏著“與民同樂”的情懷；《朋黨論》是論戰中的犀利，“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辨析盡顯鬥士風骨；而《辭樞密副使表》則是中樞任職時的審慎，字裏行間是“知止不殆”的智慧與“以國為先”的赤誠。三篇文章，三種心境，卻共同構成了歐陽修“士大夫精神”的完整畫像。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今日重讀《辭樞密副使表》，我們讀的不僅是一篇古代文書，更是一種精神。是面對高位時不貪不戀的謙遜，是審視自我時不欺不瞞的坦誠，是處理權責時為國為民的擔當。這份精神，跨越千年時光，依然能為當下的我們帶來啟示：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履職盡責，“知己”與“盡責”永遠是核心，而這份“言誠意切”的赤子之心，更是值得永遠珍視的精神財富。

           附原文《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勲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

   臣某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幾；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晩勤古學，終迂濶以自愚。而自遭逢盛眀，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巳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寜。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逺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眀。敢冀睿慈，察其廹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