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智，暴虐遠勝野廟

                 ——讀陸龜蒙《野廟碑》後

      唐朝末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加之後來即位的唐懿宗、唐僖宗都只知道尋歡作樂，使朝政腐敗到極點。統治者和地主官僚為了加緊剝削農民，一方面敲骨吸髓、高利盤剝，另一方面極力推崇封建迷信，還到處樹碑立傳，愚弄百姓於股掌之中。陸龜蒙因看不慣爾虞汝詐的官場黑暗和貪官污史的凶殘刁險，因不再出仕，這時隱居在吳淞江畔的甫里（今江蘇蘇州甪直鎮），寫了大量語言犀利、文筆冷雋的詩文，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統治者的腐敗作了辛辣的諷刺和揭露，其中就包括這篇《野廟碑》。

      陸龜蒙的《野廟碑》，初讀時只覺是對無知鄉民迷信無名土木神像的批判，再讀時，卻驚覺其矛頭所指，遠不止於此。文末“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如一聲驚雷，振聾發聵，道出了作者對唐末官場黑暗、吏治腐敗的強烈憤慨。

      在文中，陸龜蒙先介紹了碑的起源與演變，表明自己為野廟立碑，並非為歌功頌德，而是為抒發悲哀。悲哀何來？在於鄉民竭盡心力供奉無名土木神像。甌越之地，山椒水濱多婬祀，鄉民塑造出各種奇形怪狀的神像，如雄毅碩壯的將軍、溫願少艾的某郎、威嚴的姥、容艷的姑等。他們為這些神像建造寬敞的廳堂，築起高高的臺階，周圍老木森拱，蘿蔦翳其上，鴟鴞居其間，車馬徒隸，形態怪異。鄉民們對這些神像敬畏有加，祭祀時，大則椎牛，次則擊豕，小則獻上犬雞魚菽，牲酒之奠，寧缺於家，不缺於神。一旦有所懈怠，便害怕災禍降臨，無論是耄孺還是畜牧，皆戰戰兢兢。疾病死喪，他們不認為是自然之事，反而將其歸咎於神意。這看似愚昧迷信的行為，實則是封建統治下百姓無奈與恐懼的真實寫照。

      行文至此，作者筆鋒隨後一轉，指出若以古禮衡量，鄉民供奉無名土木神像的行為確實不合情理，因為古代受祭祀的神靈，生前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後才值得百姓祭祀。而這些無名土木，顯然無法與禦災捍患者相提並論。但從當時的現實來看，這些神像卻又似乎不值得過多苛責。為何？因為現實中的那些官員，雖為人身，卻與土木無異，甚至更為暴虐。他們“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享受著榮華富貴，卻對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百姓奉事其稍有懈怠，他們便“發悍吏，肆婬刑，驅之以就事”，給百姓帶來的災禍遠比神鬼更為嚴重。平日裏，他們被指為賢良，可一旦國家有難，需要他們報國之時，卻“恇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這些官員，雖身著纓弁，口能言語，實則與泥塑木雕的土木偶像無異，甚至更加不堪。

      在《野廟碑》的結尾，陸龜蒙悲憤地寫道：“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那些徒具形體的土木鬼神，竊取百姓的酒食祭品，本就無名無分；而那些智慧與土木一般的官吏，竊取君主的祿位，又怎能讓人傚法？他們佔據著優厚的祿位，享受著榮華富貴，而百姓的牲酒之奠與之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如此鮮明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社會的黑暗與不公。

      回顧歷史，唐末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統治者和地主官僚為了加緊剝削農民，一方面敲骨吸髓、高利盤剝，另一方面極力推崇封建迷信，愚弄百姓。陸龜蒙隱居吳淞江畔，目睹官場的黑暗與百姓的苦難，心中的悲憤如火山般噴發。他以筆為劍，寫下《野廟碑》，將唐末的文官武將與野廟裏的土木偶像進行對比，辛辣地諷刺了那些尸位素餐、魚肉百姓的官員，表達了對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

      《野廟碑》不僅是對唐末社會的批判，更是對後世的警示。它提醒著我們，權力若失去約束，官員若背離職責，必將給百姓帶來沉重的災難。在當今社會，我們同樣需要警惕那些佔據高位卻無所作為、甚至濫用職權的人。他們如同陸龜蒙筆下的“土木之智”，雖有智慧，卻不用在為民謀福祉上，反而為了一己私利，竊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要以史為鑒，不斷完善制度，加強監督，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讓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擔當、為人民服務的人走上領導崗位，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貢獻力量。

           附原文《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婬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願、晰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

      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良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願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婬刑，驅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既而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