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賢自代，秉公持正

                 ——讀韓愈《舉錢徽自代狀》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出任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出討淮西叛藩吳元濟；聘請韓愈任行軍司馬，賜紫服佩金魚袋。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韓愈隨裴度回朝，因功授職刑部侍郎，《舉錢徽自代狀》即作於這年。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才，始終是國家興盛、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古往今來，無數賢達之士以家國為念，傾力舉薦棟梁之才，其胸襟與品格光照千古。唐代文豪韓愈的《舉錢徽自代狀》，便是一篇凝聚“舉賢自代，秉公持正”精神的傳世佳作，歷經千年歲月淘洗，依舊散發著振聾發聵的思想光芒。

      這篇短文雖僅百餘字，卻字字千鈞。開篇即點明被舉薦者錢徽的官職身份，繼而援引建中元年敕令，闡明自身作為常參官舉薦自代的法定職責。隨後，韓愈以精準凝練的筆觸盛贊錢徽：“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既彰顯其品格方正、性情淡泊的修養，又突出其外顯謙和、內具敏思的特質，更強調其心思純粹、洞察精微的才幹，斷言其足以執掌刑憲要職、參與國家大政權衡。文末，韓愈坦然提及錢徽“時名年輩俱在臣前”，直言提拔其代己任職必能孚眾望、合公論，最終以懇切之詞懇請皇恩准奏，盡顯薦賢舉能的赤誠。

      舉薦賢才，是深植於中華文化血脈的美德基因。春秋時鮑叔牙甘居管仲之下，助齊桓公成就霸業；近代周恩來總理力薦陳雲主持經濟工作，為新中國經濟复苏奠定基石。韓愈舉薦錢徽自代，同樣譜寫了舉在唐代官場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官員對職位的固守往往超乎尋常，甚者為求晉升不擇手段。而韓愈卻突破私利樊籬，以國家治理為重，主動舉薦賢能取代自己。這種“以國事為重，以賢能為先”的抉擇，不僅展現出無私忘我的奉獻精神，更彰顯出“治世需賢才”的遠見卓識。正如蘇洵在《管仲論》中所言：“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國家的興衰成敗，始終與人才任用休戚相關。韓愈之舉，正是從國家長遠發展出發，以薦賢自代的實際行動，為王朝基業輸送棟梁之才。

      在《舉錢徽自代狀》中，韓愈的秉公持正之心同樣躍然紙上。他對錢徽的評價字字有據、客觀中肯，“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十六字評語，既無虛飾誇張，亦無偏袒溢美，盡顯識人之明與薦賢之公。秉公持正是為官者的立身之本。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官員自身品行端正、處事公正，方能贏得民心、治理有方。縱觀史冊，包拯“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鐵面無私，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的剛正不阿，皆因堅守公正而流芳百世。韓愈舉薦錢徽時，始終以公心為尺，不摻雜個人好惡與利益糾葛，這種“舉賢不避賢”的坦蕩，為後世為官者樹立了“公權公用、舉賢唯能”的標杆。

      《舉錢徽自代狀》所承載的“舉賢自代，秉公持正”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在人才選拔領域，我們當傚彷韓愈的識人之明與薦賢之公，破除“任人唯親”“論資排輩”的桎梏，構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的選拔机制。鼓勵行業精英主動舉薦賢能，讓更多有擔當、有才幹的人在合適崗位上發光發熱，形成“群賢畢至、人才輩出”的良好生態。

      在社會治理與個人行事中，秉公持正更應成為共識。無論是公職人員履職盡責，還是普通人待人接物，都需堅守公平正義的底線，摒棄私情偏見。唯有如此，才能築牢社會信任的基石，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跨越千年，韓愈在《舉錢徽自代狀》中傳遞的精神火種從未熄滅。“舉賢自代”的胸襟與“秉公持正”的操守，既是傳統政治智慧的精華，更是當代社會砥礪前行的精神養分。讓我們從中汲取力量，以賢能為鏡、以公正為尺，共同書寫新時代的人才華章。

           附原文《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按：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錢徽自代。錢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韓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韋顗，為京兆尹舉馬總，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