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彈性坐班，言不卑不亢

                 ——讀韓愈《上張僕射書》

      韓愈的人生，始終在官場漩渦中保持棱角，他那封《上張僕射書》，不僅是唐代文人職場智慧的範本，更穿越千年，為當代人如何在規則與個性間找到平衡，提供了深刻啟示。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剛就任徐州節度推官的韓愈，遭遇了職場第一道難題。府中小吏送來的十餘條規章制度裏，“九月至次年二月需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不得擅離”的條款，與他深夜創作的習慣形成尖銳冲突。這位習慣在燭火下推敲文字的文人深知：強行屈從只會讓自己“發狂疾”，既無法盡職於公務，更會喪失獨立思考的本心。於是，這封兼具勇氣與智慧的陳情信應運而生。

      韓愈的進言藝術，首先體現在直面問題的坦誠。他開篇即點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不回避矛盾，更不刻意逢迎。緊接著以“人各有能有不能”破題，巧妙將討論從“是否遵守考勤”轉向“如何實現價值”。上司擇人，看重的絕非按時打卡的機械服從，而是獨有的才能與擔當。這正如現代職場的核心邏輯：創意工作者在深夜迸發的靈感、程序員在凌晨敲出的代碼、設計師在最佳狀態下完成的方案，這些超越時間限制的價值創造，才是職業尊嚴的真正基石。

      為強化論證力度，韓愈引孟子“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的論斷，直擊當時官場的病灶：太多當權者沉溺於“聞命而奔走”的順從，卻輕視“直己而行道”的堅守。他犀利區分“好利者”與“好義者”的本質差異，暗示張建封若能包容彈性辦公，便是對“好義者”的賞識，更是對健康政治生態的重塑。這種將個人訴求上升到人才觀層面的論述，既展現了格局，又顧及了上級的立場。

      在提出解決方案時，韓愈展現出務實的智慧。他並非空泛要求特權，而是給出具體可行的方案“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既保證工作時長，又尊重生物節律。更精妙的是他設計的雙重敘事：若方案被采納，世人會稱頌張建封“待士以禮”“能容個性”，贊韓愈“不諂富貴”“得遇明主”；若強求屈從，則只會留下“哀其窮而收之”“利之而已耳”的負面評價。這種將個人訴求與上級聲譽綁定的策略，至今仍是職場溝通的高階技巧。

      信末“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的謙辭，恰是剛柔相濟的收尾。既保持了文人的風骨，又給足對方臺階，將“要求”轉化為“懇請”，將“對抗”化解為“共謀”。這種不卑不亢的姿態，正是現代職場人最需傳承的品質：既不做唯唯諾諾的“工具人”，也不當恃才傲物的“孤勇者”。

      當我們在職場中面對僵化的制度、不合理的要求時，韓愈的智慧仍在閃光。真正的職業尊嚴，不在於無條件服從或激烈對抗，而在於像韓愈這樣：以專業底氣堅持原則，以共情能力體諒對方，以建設性方案解決問題。唯有如此，才能在維護自我價值的同時，贏得真正的尊重與認可，讓每個職場人的獨特光芒都能在合理的規則中盡情綻放。

           附原文《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

      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仕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歳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采納焉。愈恐懼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