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尉遲生書》鈔後

      韓吏部的《答尉遲生書》，老夫鈔錄夥矣，今又鈔之，殆有韓愈當年之感觸焉。這是韓愈給尉遲生所作的覆信，至於尉遲生的原信，而今已不可考也。據《五百家注韓昌黎文集》所載：“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於温洛。’又嘗薦汾於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至於這個尉遲汾，其字里不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他與韓愈同遊洛北惠林寺，當時他剛應進士試，韓愈致書試官，以出群之才薦之，次年登進士第。唐憲宗元和間，尉遲汾任太常博士；敬宗寶歷元年（825年）任國子司業；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任少監；旋官衛尉少卿。曾陪河南尹王璠至嵩山祭岳，並作詩狀嵩高靈勝；次年任河南少尹。其生平事略詳《登科記考》卷一五、《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二。顯然，這個尉遲生應該曾拜韓愈為師，且在韓愈的推薦下入仕，韓愈的這封覆信也含有考驗尉遲汾的成分，看他對古文修學的信心是否堅定。

      韓愈的答信闡述了修學須有紮實的基礎，萬不可心浮氣躁而躐等的道理；同時也明示了自己所研習的是古文，很不合於時宜；且勸勉尉遲汾向當今賢士大夫學習為官之道等。誠然，文中最重要的是闡釋治學須打牢基礎，萬不可耍小聰明躐等的道理。每讀此文，老夫感念其教誨後生之至誠，尤其是引導後生固本培元，力戒好高騖遠，這便足以為人師表矣。韓愈認為：“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他要求學人要打好紮實的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以免構築

空中樓閣，最終一事無成。這也是韓愈一貫的治學主張，他在《答李翊書》中說道：“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紮實的基礎對於將來治學，是必要的資本，也是躍升的臺階，絕不可以輕忽之。對於這一治學理念，非獨韓昌黎如是説，後世的蘇子瞻亦如是説，其“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稼説送張琥》）便是明證。足見，對於初入學術殿堂者，首要的是博學，然後才是深思與慎取。

      其次，韓愈在信中似有揣度尉遲汾之意，看他是否能夠不從流俗，堅持學習古文之道。至於韓愈認為尉遲汾所為皆善，那自然只是一般的贊評；而對於尉遲汾謙卑好學這一點，韓愈倒是相當看好的。但韓愈也直截了當地告訴了尉遲汾，我所專治的是“古之道”，很不合當今時宜，你何必愛好我鑽研的這個“異端”呢？這話顯然是在考驗尉遲汾，看他修學古文的心志是否鑒定，從而作出是否繼續培養他的決定。

      接著，韓愈告訴尉遲汾，當今社會“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他們之所以取得功名，必有其道。你如果是追求仕途，完全可以找他們去學習呀，何必找我這研究古文而不合時宜的老夫子呢？假如你是堅定地選擇了研習古文這條路，而不只是單純地牟求仕途，那麽我曾經也這樣治學過，請讓我繼續傳授給你。

      韓愈這封不足三百字的答信，竟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思想內容，這是今人所不能企及的。更為重要的是他強調了治學須打牢基礎的重要性，對於引導後學走上正確的道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而今若有想踏實治學者，亦須以此爲鑒，不要圖快，因為治學之路是沒有捷徑可走的。即便你今日圖快了，那麽你明後日還得重新補上的。且知識的系統性最為重要，支離破碎的知識，絕對不足以支撐起學問之茂樹。

                 附原文《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按：文中的尉遲生，應當就是尉遲汾。據《五百家注韓昌黎文集》所載：“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於温洛。’又嘗薦汾於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尉遲汾，字里不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與韓愈同遊洛北惠林寺。時方應進士試，韓愈致書試官，以出群之才薦。次年登進士第。憲宗元和間，任太常博士。遷祠部員外郎。敬宗寶歷元年（825年）任國子司業。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任少監。旋官衛尉少卿，曾陪河南尹王璠至嵩山祭岳，並作詩狀嵩高靈勝。次年任河南少尹。事跡詳《登科記考》卷一五、《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二。《全唐詩》存詩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