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荀》鈔記

      大凡思想家的思想之形成，多於特定的歷史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繫。因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後代思想家在繼承前代思想家思想的同時，勢必會作出一定的調整以適應時代的發展。文革時期的儒法鬥爭討論，將荀子定位爲法家，多半是因為其門下的李斯與韓非兩位高足而來。當時那些大批判組或少數御用文人之說，因他們時間短而考慮膚淺，勢必會失之於草率。

      其實，荀子處於孟軻之後，其思想勢必相對孟子又有一定的發展，因而韓愈以“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爲定論。此說自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盡然也。哪怕孟子，相對於孔子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例如孟子認為君不君可以殺。他在《梁惠王下》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甚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這些思想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之間，顯然很不協調，足見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調整。荀子處戰國中晚期，當時諸侯力政，征伐不斷，人民處在兵燹之中，只有具有一定力量的人出世才能控制天下局面，消弭這無休止的戰亂。這勢必會使荀子在繼承孟子王道思想的同時，發展爲兼採霸道的學術主張，他“禮法並施”，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文革期間的儒法鬥爭討論，簡單地將荀子定位法家，確實是欠考慮。相對於後世，西漢太史公應該離荀子更近，《史記》將孟荀合傳，這便說明了荀孟思想存在着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相傳荀子晚年蟄居蘭陵縣著書立說，收徒授業，並整理傳承了《詩經》《尚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家典籍。這也充分說明了荀子思想中滲透着儒家的血脈，他屬於儒家處在戰國遷滅前夕的一代思想家，其思想發展很具有這一時期的歷史印記。

      至於揚雄，他生於西漢晚期，當時社會安定，漢統治者對於學術也並無約束，使得學人思想可以自由發揮。揚雄少年好學，不為章句之學而博覽多識，沉默好思，因而爲其哲思奠定了基礎。他四十歲之後始遊京師，以辭賦而聞名，因得到漢成帝的重視，任給事黃門郎，同時與王莽交結。揚雄歷成、哀、平三世，不能升遷。王莽篡位後，揚雄校書天祿閣，因符命案受牽連，被迫投閣，然未死。儘管揚雄後來仍居官位，但他依附王莽，爲美化王莽篡權而作《劇秦美新》，畢竟留下終身的污點。

      揚雄之所以批判神學經學，為的是能夠恢復孔子的正統儒學。在揚雄看來，孔子是最大的聖人，孔子的經典是最主要的經典。他說：“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又說：“山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因此，“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但是，揚雄認為自孔子死後，孔子聖道的發展與傳播卻由於“塞路者”的干擾而受到了阻礙。處在黃老盛行的漢代，揚雄能夠清醒地認識孔子的歷史地位，並願繼承其學統，自是難能可貴的。至於他對孔子儒學研究的貢獻，與戰國時期的荀子相比，自然是要遠遜一籌的。

           附原文《讀荀》

      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