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言古道明，憐病土炭分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鈔記

      我們前面一共討論了多篇柳子厚論作文的信札，這裏再添一篇，讓我們更為清晰地見出子厚與昌黎之志趣相同，由他兩人鼎力推動了中唐古文運動的進展。面對當時流行的時文，一味追求華麗的藻飾，卻忽視了文章的深邃主題，使文章流於浮華無實的傾向。對此，韓柳二人早已不滿，他們立志改變這種奢靡無實的文風，從而建立文以明道的宗旨。正因為他們兩人同心，因而使得風靡李唐文壇甚久的頽靡文風終有改變，到了宋代尤其是歐陽修主持科考以來，此文風便大行。子厚與昌黎所倡揚的“古道”，如果用子厚的話來說，那便是“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

      在深入研讀《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後，我對柳宗元所闡述的“道”與“文辭”關係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文中提到“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這清晰地表明，聖人言說的目的在於闡明“道”，對於學習者而言，應將重點放在對“道”的探索上，而非過度執著於文辭的雕琢。這讓我不禁聯想到先秦諸子的著作，像《論語》，它以簡潔質樸的語言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目的並非展現華麗的辭藻，而是傳播儒家的 “仁”“禮” 等思想觀念，即文中所說的 “道” 。在那個時代，人們更注重思想的傳承與交流，文辭僅僅是承載 “道” 的工具 。

      道的傳承離不開文辭與書寫，“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道借助文辭得以彰顯，文辭依靠書寫流傳後世，追根溯源，核心還是在於“道”。這裏的“道”並非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切實關乎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以古代的水利工程建設為例，從都江堰到鄭國渠，這些偉大工程的背後蘊含著古人對水利之道的深刻理解，包括對水流規律、地形地貌的把握，以及如何合理规划渠道走向以實現灌溉、防洪等功能。這種對水利之道的實踐運用，正是“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的生動體現，它表明道能夠作用於實際事物，對社會生產生活產生積極影響。

      然而，當目光轉向當下社會，卻發現世人的關注點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 當今之人過於看重文辭的華美和書法的精妙，把精心雕琢文辭視為工巧，將書法的剛勁細密當作本事，這無疑是本末倒置，偏離了道的本質。在唐代，書法備受尊崇，“唐世重文章，尤重書法。其試士，以身、言、書、判拔萃，乃得為近職”，這種社會風氣使得許多人將大量精力投入到文辭和書法的鑽研中，而忽略了對道的追求。比如一些文人，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在詩句的對偶工整、辭藻的堆砌華麗上，卻很少思考作品背後所蘊含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書法家們過於注重筆法的精妙、字體的美觀，而忘卻了書法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應承載的精神內涵。

      再看崔黯，他與柳宗元的交流中，所談論的道局限於文辭和書法，“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他對道的理解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希望從柳宗元那裏獲取的也是關於文辭和書法的指導，這無疑與真正的 “及物之道” 漸行漸遠 。他沒有認識到，文章的價值在於傳達深刻的思想，對社會有所助益，而不僅僅是文辭的優美和書法的精湛 。就如同建造房屋，如果只注重外觀的裝飾，而忽視了房屋的結構穩固、居住功能等本質需求，那麼這座房屋終究難以成為一個舒適、實用的棲息之所 。

      柳宗元更是直言“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在他看來，喜愛文辭、擅長書法，這在某種程度上都屬於不良的癖好。他自己就不幸早早染上了這兩種病，“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針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自從學習聖人之道後，他每日都在嘗試用各種方法來醫治這兩種“病癖”，可這病症卻在他的心腑中牢牢紮根，難以去除，即便希望能暫時忘卻，也無法做到，甚至為此暗自悔恨。這種對自身“病癖”的深刻反思，體現出他對過度追求文辭書法這種風氣的批判態的危害，柳宗元以病心腹之人的奇特嗜好作喻，“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他曾見過患心腹病的人，渴望食用土炭、嗜好酸鹹之物，得不到就會十分悲傷，那些親近憐愛他的人不忍心看他難過，便會找來這些東西給他 。這一比喻生動地描繪出崔黯對文辭和書法的過度追求，就如同病心腹之人對土炭、酸鹹的病態渴望一般 。

      從崔黯與柳宗元的交流中可以看出，崔黯迫切地希望從柳宗元那裏獲取關於文辭和書法的指導，這種渴望就如同病心腹之人得不到土炭、酸鹹時的悲傷。而柳宗元也深知崔黯的這種急切心情，他表示“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其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雖然他與崔黯還不算親密，但十分看重崔黯的來意殷勤，不忍心拒絕，願意將自己對道與文辭關係的理解感悟分享給崔黯，就如同願意把自己的“土炭酸鹹”分給對方。然而，由於兩人相隔甚遠，有些道理難以說清，“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衹能等見面時再詳細訴說 。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柳宗元對道與文辭、書法關係的論述發人深省。他所強調的“道”，作為文章的核心與靈魂，承載著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這讓我聯想到當今社會，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文學作品、文化現象層出不窮，然而其中不少衹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辭藻的華麗，卻缺乏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人性的深入挖掘，就如同柳宗元所批判的只重文辭書法而忽略道的現象 。

      在當代文學創作中，我們應從這篇文章中汲取智慧，重視道的表達。作家們不能僅僅滿足於文字的雕琢，而應深入生活，關注社會問題，思考人生哲理，用作品傳遞有價值的思想和情感，讓文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啟迪人們心靈的力量 。就像一些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它以樸實無華的文字，描繪了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中的奮鬥與掙扎，深刻反映了社會現實，傳達出堅韌不拔、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這正是對道的一種生動詮釋 。

      在文化發展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道的引領作用。無論是傳統文化的傳承還是現代文化的創新，都應秉持著對道的追求，挖掘其中蘊含的智慧和價值。例如，在傳承傳統節日文化時，不能只注重節日的形式，如喫粽子、賞月等，更要深入理解其中所蘊含的家國情懷、團圓觀念等精神內涵，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

           附原文《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

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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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崔黯，字直卿，貝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唐朝大臣，宰相崔寧弟崔密孫、崔繪子，大臣崔蠡弟。出身博陵崔氏衛州房，唐大和二年（828年），進士擢第，後官至諫議大夫。又據《柳河東集注》：“一本作崔翦，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