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作《史記》，自是開創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世沿襲其體例，班固有《漢書》之作，自為斷代史之濫觴。然其體例，一因太史公之法，若再後世之史書，其體例未有不仍其舊者。足見，《史記》具有空前絕後之歷史地位，因其創製而衍生了廿四史，其功著實不朽。然後世也有譏評太史公者，有的立論甚至非常過分，因而洪邁為之不勝感慨，爰有《譏議遷史》之作。

       洪公認為，作為大儒立言著論，一定要使其所言論經得起後世的檢驗，不要讓後人對其言論存在非議，方為妥當。於是他列舉了王通《中說》裏對太史公的不當批評，以之佐證其立言不碻之實。王通的這番話出現在《中說》卷二《天地篇》中，洪公是從其文中抽引幾處言論，足以見出其出言之失。第一處是說：“陳夀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王通認為陳壽對史學的貢獻遠大於遷、固，而“使陳夀不美於史，遷、固之罪”。這種說法何其無謂，作為前四史之一的《三國志》固然具有貢獻，它建立了曹魏之正統，然後將蜀、吳隷之，難道這就是所謂“依大義而削異端”嗎？既然陳壽的史學成就高於《史》、《漢》，那麽陳壽在後世何以不美於遷、固呢？對此，王通居然認為是“遷、固之罪”，這不是荒唐透頂了嗎？分明是陳壽邁不過司馬遷與班固所建立的史學成就，難道還要責怪他兩人不該給陳壽擋道嗎？另外，王通還認為史學之失始自遷、固，他說：“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他認為司馬遷與班固在史料採寫上，只記錄了繁瑣的小事，而忘忽了遵循聖人之旨意。這純是拿著聖人意旨來苛責史學作者，真是一根不錯的孔家店大棒！面對王通之說，洪公並不以為然，由是來了個反問：“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後文的元經讀詩，自有典故，據《舊唐書·王勃傳》所記，王勃的祖父王通“大業末，棄官歸，以著书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洪公反問王通道：“《元經》續寫詩篇，《書經》尚有存者，也不知是否能超出遷、固？”也就是說，王通所編《元經》，遠遜《史》、《漢》，因而後世無聞。

       洪邁接著批評了蘇轍的《古史》，認為他對司馬遷的貶損太過，簡直沒有自知之明。蘇轍作《古史》六十卷，純然史料纂輯也，其《原敘》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来，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襍錄，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僃論其故。……”蘇轍的批評司馬遷“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簡直是太過分了，也是狂妄至極了，自然會博取後世一哂。因而遭到了洪邁嚴厲的批評，洪公認為你蘇轍的《古史》還在，難道就全部矯正了前人作史之失嗎？且指責司馬遷“淺近不學”，難道你自己之學能及其一二嗎？

       作為一種著作，雖然作者用盡心血，然總難得萬全其美，總不免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作為後世批評者，自當綜觀全局，作出客觀且中肯的結論，方可站住腳。若如王通或蘇轍這般，非但其言不立，且將遭受後世唾棄。

              附原文：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續（經）讀（一作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别為《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