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作為表達人們心志與情感的有韻的文學作品，詩的創作雖然需要一定的文化素養，但更需要的是充沛的情感與一時的感悟。古來詩篇，雖大多出自文人之口，但也有不少是源自於民間日常生活的即興之作。尤其是像《詩經》中的《伐檀》之類的作品，顯然是伴隨勞作產生的，它與文化教養的關係並不密切。人生若是遇到使心志極為感觸之事，乃至觸動詩情，即便如撃壤老人，亦能發出歌吟，何況兵敗垓下的項羽與高歌大風的劉邦也歟！可見以作詩爲我家生活，或許乃文人之事，然動觸心跡，咳唾呻吟，亦自成詩，此乃武夫或田家作詩之成因也。此理對於在書齋中度日的洪邁來說，他是顯然不會採信的，因而他對南朝的兩位武將所作的詩，頗持懷疑態度。為此，他在《容齋四筆》卷九中，收有《沈慶之曹景宗詩》一篇，對沈、曹兩位武將的詩作持以懷疑。

       沈慶之（386年～465年），字弘先，吳興武康（今浙江省德清縣）人，他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名將。有次，宋孝武帝劉駿叫群臣賦詩，此時的沈慶之推說自己不會寫字，想就此作罷。誰知劉駿不依，堅意讓他作詩，沈慶之只好央求顔師伯為他代筆，由他自己口授，事見《南史·沈慶之本傳》。其文曰：“上（劉駿）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顔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併稱其辭意之美。”沈慶之的口占之作，比起文人之作，並無遜色之處，其與文人詩作所不同者，乃文人以為自家生活，而武夫乃抖擻精神偶一為之也。

       同理，曹景宗（457年～508年）作為梁代的名將，他率軍大破北魏凱旋，適遇梁武帝在華光殿宴享群臣，並有沈約等一班文臣賦詩為樂。沈約在賦韻完畢後，並未安排曹景宗詩韻，以至引起曹景宗心裏忿忿不平，他堅持要作詩。據《南史·曹景宗傳》所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之詩雖只五言四句，然高度概括，前兩句將出征前後的境況做了描述，而後兩句的“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儼然是武將凱旋的顯振軍威了。

       對於沈、曹二人的賦詩，洪邁深不肯信，認為“沈、曹二公未必能辨（辦）此，疑好事者為之”。而後，他以調侃的語氣將二人的詩作濃縮爲一對聯，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且認為只用後兩句，也很貼切。其實，洪公囿於文人業習，不識武夫情志，因而於武夫騁懷得意時的偶一吟唱，也當作後世好事者之杜譔，這未免也太過武斷。

              附原文：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毎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顔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歩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恱，衆坐并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皷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辦）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