疇昔參軍、招工、招幹，總有因緣際會而限於年齡者，由是請托打通關節，修改實際年齡幾歲，以合符招收標凖。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不算很多，但也絕不是少數，由是人們對年齡便有實歲與虛歲之說。然此實歲與虛歲，並非尋常年滿與將滿之虛實，而是有著兩三歲甚至五六歲之差。原想只有我們這個時代有實歲與虛歲之説，不料此說早已有之，只是不以實歲虛歲爲說，而以實年與官年爲說。宋人洪邁《容齋四筆》卷三收有《實年官年》一篇，詳記此事，亦表達了洪公對於實年官年形成制書的不滿。

       按照洪邁的講法，在趙宋時期，實年與官年之間既存在誇大之可能，也存在縮小之幾率，二者當視其出身而定。一般普通人家出身的士子，未嘗不要經過多年場屋歷練，以至中舉時年歲甚高。加之古代科舉並無年齡限制，因而有的士子從童稚進學參與科場，一直到垂暮尚在應舉。由於人生際遇或有不幸，即便大才也有鎩羽科場者，例如清代蒲松齡硬是考到七十一歲才成為貢生。後人為了盡量不給這類歲貢者難堪，因而換了個美稱曰“歲進士”，殆尊其年歲而諱其科舉之不利也。在洪邁的南宋時則與後世則略異，當年普通人家子弟進學幾經場屋之後，年齡變大了，為了進士之後的婚娶事宜，往往會減小幾歲以圖婚配。然而對於官宦子弟則不然，他們有著上輩的托舉，可以及早出人頭地，為了讓官宦家子弟及早進士，他們很可能將孩子的年齡改大幾歲。這樣一來，實年與官年之間，既有增大也有縮小的可能，由是實際年齡的表述便出現了莫大的紊亂。

       對於這種更改年齡的做法，洪邁很不以為然，他以守義之士的口吻道：“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實質上，這種懷著便於婚娶或趁早成名之目的以篡改年齡者，實質上既欺君罔上，也矇騙同僚與天下，很不值得一提。又由於朝臣屢屢建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以至引起縉紳的不安，諸多官僚“爭引年以決去就”。洪邁舉例道：有位名叫李信甫的江東提刑，其實年已過七十，然官年減小五歲不到致仕年齡，但其本人堅決要求退休。由是朝廷根據其具體情況，並未批准致仕，而是改任外放（宋人稱到京城外任職為外祠）地方官吏。又如房州知州章騆已經六十八歲了，但其官年要增加三歲，因而也要求致仕，主管部門認為他精力不曾衰減，因而讓他繼續任職。有位嚴州知州秦焴要求放外祠的上疏道：“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過七十”，因得退休。還有一位名叫齊慶胄號寧國的官員也說自己實年七十，而官年只有六十七，要求致仕。由於官場有了這些具體情況，遂使實年與官年的文字也出現於朝廷的制書之中，以至傳播中外，這無寜是明示君臣上下在公然相互欺瞞呀！洪邁認為：實年與官年的掌故如此粗野不堪，難道也要載入史冊，以暴短於後世嗎？

                     附原文：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塲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増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歲，而官年増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請，有聽終任。知嚴州秦焴乞祠之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胄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