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四筆》卷三收有《韓退之張籍書》一文，討論了張籍的兩封與韓愈討論治學作文之道的來信，提取了兩信的要點，似可見出韓、張二人的諍友深誼。今將張籍（772年～830年）的兩封寫給韓愈（768年～824年）的來信與韓愈的兩封答張籍之信輯出，細捋其始末，足可見出兩人的互諍不疑之厚誼。《論語·季氏》載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張籍小韓愈四歲，但他在寫給韓愈的信中討論治學作文，一點也不客氣，直擊要害，真不愧為“直”矣；而韓愈在收到張籍的來信後，並沒有一絲不悅，且能平心與之切磋，亦可謂“諒”矣。而兩人同樣觀書博贍，見聞甚廣，他倆的交友也自是“友多聞”矣。

       縱觀張籍給韓愈的第一封信，對韓愈治學作文之建議，不外乎四點，洪邁也將這四個要點給提取出來了。張籍認為，韓愈作文力排佛老，還不如著書以明此道，這樣可以更為詳盡厚重地闡述其主張，至於作文以闡述其道，還是等待年齡更長一些，或在五六十歲時（年資足夠）來作，效果將更好。另外，對於韓愈立說與文風，似有“無實駮雜之說”，這也許是韓愈早期的缺陷。由於韓愈試圖建立一個包羅眾說的新儒學體系，其早期也許未能全部融匯，故爾流於駁雜。也或由於早期對於融會貫通百家之說的尚有不盡之處，因而其論證的最終結果可能也不是唯一的結論，以故有“不實”之嫌。其次，就韓愈的文風而言，張籍所謂“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便是認為韓愈與人商論學問時，語氣與作風不可過於激進宜更為平和一些。這也正好道出了韓愈作文的“氣盛宜言”的特點，大有不容人有異議與辯白的空間，其氣勢之盛，若非友人恐難接受。另外，張籍認為：“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塞戲是一種傳統博戲，盛行於於漢代，是一種擲采行棋的擲賽遊戲，為六博的變體，差別之一在擲具的不同、采數不同。在這裏所謂的“博塞”，大抵是指韓愈當年的立論尚有睹定之嫌，並非嚴格地排他之後的必然結論。這些自然是昌黎早期治學尚未完全成熟之際的某些缺憾，而在昌黎經過畢生的努力之後，這些缺憾均已克服，形成了完善嚴密的學術體系。

       可見，當某一新興學術或學科創立之初，自然難免有種種不完善之處，只有在不斷地打磨之中完善之，方可形成嚴密的學術體系。在這期間，張籍非但是韓愈的直友與諒友，也是韓愈的多聞之友，有了張籍加入以討論，學術的發展自然趨於完善。當我們現今看到韓文的氣盛且嚴謹的作風時，應當回想起當年有張籍這些摯友的加入，從而促使其治學愈加完善嚴謹。至於張籍在信中稱韓愈為“執事”，殆即有職守之人，似不夠恭敬。洪邁也作出了客觀的考證，由於寫第一信之時，韓愈正在做汴州推官，時年二十九；寫第二封信時，韓愈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二，都不是年資職位甚高之時，因而張籍並沒有以師禮尊之。

              附原文：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駮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駮雜、諌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黄老之術相沿而熾。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前以為懽，此有累於盛徳。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絶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逺於禮，未聞以駮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執事毎見其說，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貞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附：韓愈《答張籍》二書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书，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书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醜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週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餘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前書謂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雲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附張籍《上韓昌黎》二書

                     上韓昌黎書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幹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浸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推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子、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上韓昌黎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书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捨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眾，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捨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為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书，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逾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书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雲沒後其徒為之也。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论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