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三筆》卷十六收有《奏讞疑獄》一篇，記敘宋代刑律，在州郡斷獄的基礎之上，定讞之權限設在朝廷，且刑部定讞存疑者仍可奏明皇帝聖裁，亦可謂司法體系完善矣。尤其是皇帝在日理萬機的同時，還須關注民間典獄，也真可謂萬民父母矣。其間宋神宗親自定讞宣州葉元案，其斷語理性，公平合理，真不愧為一代明君也。果真有這麽一套司法體系，則小民無須上訪，更無須遭受截訪遣返之罪苦矣。

       在宋代，州郡凡遇疑獄，朝廷允許上奏，這充分體現了朝廷關心民命之厚恩。但是，如果只是為了一味地寬貸罪犯，而不問犯罪輕重以及情節危害程度，全部寬縱，則將成為壞法。洪邁文中提到了耿延年其人，查《宋史》並無傳記，但在《孝宗紀》中有兩處提到其名字。查《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載有耿延年任職，謂“朝議大夫直顯謨閣運判,慶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年十二月改知紹興。”洪邁謂此人“専務全活死囚”，雖然其用心處善，但一味寬貸必然使法紀馳殆。關於南康（今江西都昌縣）婦人弒夫案，發生在淳熙五年（1178年），一名叫做程念二的平民，被殺身亡，而他的妻子阿梁、阿梁的奸夫葉勝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當葉勝入內行凶之時，阿梁抱著兒子立於門外，長達半個時辰之久，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直到丈夫呼救時她才隨聲呼救，而此時其夫已傷重而斃亡。這個案子一共審理過九年，每到宣判時阿梁便喊冤，按照宋代的司法制度，犯人招供之後翻供，必須重新審理，這叫做“翻異別勘”。到了淳熙十四年初（1187年），阿梁案已經審了九個年頭，前後共十次“翻異別勘”，此次由江東提刑官耿延年親勘。此時兇手葉勝已死於獄中，因死無對證，無法驗證阿梁供詞的真實性，耿延年便將此案提交朝廷定讞。由於阿梁一案已成疑案，因而判定責杖阿梁二十，然後送至遠方州城，編入當地戶籍，監視居住。透過阿梁案可見，一個本來脈絡清晰的案子，經過反復勘驗之後，致使證人不在而成疑案，真是不該。

       洪邁還例舉了自己出任贛州守時的一樁疑案，那便是一個逃兵跑到別的鄉邑，將一村民殺死在樹林中，而此民之兄得知後，為了避免交納報官勘驗的費用，竟將被害的弟弟屍首焚燒了。此事被發現後兇手被拿下，但由於被害人屍體不在無從勘驗，上報朝廷後，裁刑寺裁定兇手發配。當時洪邁對此裁決不滿，因按下朝廷敕令不發，正好兇手也死在牢獄中，正好了結此案。

       洪邁還特意追記了宋神宗敕定葉元案，顯現了宋代刑獄的合理與公平。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安徽宣城有個叫葉元的村民，因為其同居的兄長與其妻私通而殺害兄長，且殺了其兄長的兒子，一共兩條人命。但葉元為人強勢，他殺害兄、侄之後，強迫其父親與他的嫂嫂簽訂契約不告於官。後來，其鄰里將此事報官，州衙認為葉元殺人，其情理值得同情，於是上報朝廷裁決。當時，刑部審刑院打算寬貸葉元，此時神宗認為：通姦犯已在此前死去，通姦淫亂之事僅憑葉元口供無法確定真偽，不足以定罪。況且小民雖是無知，一時違反了法禁（通姦）而被殺，本也值得憐憫。但葉元僅因淫妻之恨便殺了兄長，又殺害侄子，更脅迫其父親，誖逆天理，傷害人倫，應當以打死兄長罪論處。洪邁認為，神宗的這段判詞，可謂最為公允清明了。

              附原文：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蠧害，一切縱之，則為壊法。耿延年提江東刑獄，専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贑，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為斷配。予持勑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可謂至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