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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行》鈔記

(2024-09-23 08: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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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文化

 

                       《桃源行》鈔記

   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卷十收有《桃源行》一篇,所述陶淵明《桃花源詩並記》大意,信然不誣矣。筆者早年曾就陶淵明略有研究,亦著《陶淵明評傳》近二十萬言,斷此篇作於劉宋永初二年之春。由於宋替晉祚,而淵明曾祖乃晉世重臣,以故淵明甚為不滿劉宋也。然心懷不滿,又不可宣之於言形之於筆,以故假借子虛烏有之事以託之,聊洩憤懣也。因淵明有《桃花源》之作,後世文人多有《桃源行》等篇什問世,多以為理想世界,聊以慰藉靈魂之烏托邦矣。至於道家則採為信史,於洞天福地中添設一桃源仙境,另增劉子驥為得道仙人,殊違淵明本意也。為此,謹摘引《陶淵明評傳》中有關《桃花源詩並記》內容如下,以為洪公佐證云爾。

 

                                   關於《桃花源詩並記》

《桃花源詩並記》也應當是作於永初二年的春天,這篇作品由《記》與《詩》兩個部分組成,誠爲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陳寅恪先生對此篇作品作了考證,他認爲這篇作品中的材料的主要根據,是來自於《贈羊長史》一詩中所說,由征西將佐歸來後所談的西北人民逃避苻堅暴虐的情形;而其中的理想成分,則與《擬古》之二中追慕田疇的事跡相同。今案:這種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見得全然如此。其一,詩人在本篇中將時間確定在晉太元中,而隻字不言劉宋,其實,東晉自太元十九年384年)後的司馬道子之亂以後,基本上就一蹶不振了,其後的東晉王朝基本上是名存實亡,而詩人在這裏標明太元,其中自然不無對東晉盛年的一種懷舊心理。也就是說詩人很想回到東晉太元年間的那個時代,也衹有在那個時代裏纔可以找到避秦的處所——桃花源。事實上,詩人從義熙的隱居以來,其家境每況愈下,宋替晉祚以後,他恐怕連維持原來的那種隱居生活也困難了。    

其二,詩人將桃花源的地點確定在湖南的武陵(今湖南常德桃源縣),似乎也值得我們去思考。從有關的歷史文獻來看,詩人根本就沒有去過桃源,如果要說去過,恐怕還衹有他的祖先陶侃去過。《晉書》卷六十六載陶侃在出擊杜弢時,到過湘城,至於「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


[] 時,出擊者是陶侃的部下鄭攀及陶延。因而我們最多只能說陶侃去過武陵,這從陶侃的任南蠻校尉這一職務來看,他似乎也應當真正去過武陵。而其中最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的還是陶侃屬於「溪人」這個線索,考其籍里,陶侃的出生地在鄱陽,這也與武陵毫無關係;但他作爲「溪人」,這個在當時作爲少數民族(或曰少數民族部落)的發祥地倒確實是在武陵的。今案,在漢代曾置「溪州」,其轄區含武陵、沅陵、遷陵縣等地。而王貢所的「五谿夷」,其「五谿」也是指武陵那一帶地域。今查《水經註》卷三十七,其中「沅水」部分有「武陵有五谿,謂雄谿、樠谿、無谿、酉谿、辰谿其一焉。夾谿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谿蠻』也。」 [] 看來 ,陶侃雖然出生在鄱陽,但他的祖先畢竟是在武陵的,他的家族也應當是由武陵遷徙過來的。淵明在這裏將地址標明爲武陵,蓋其中既有當時那裏的交通落後、王權難以實施到那個尚未開發的地方之原因;但也不可否認其中還包含有對他祖先的功業、對昔日榮耀的陶氏宗族之懷舊情緒。至於作品中「避秦」這個觀念,則顯然是詩人在不願意接受劉宋政權這個現實之時,而另外到精神領域裏構築起一個理想世界,以之來釋放他對於殘酷的現實的痛苦心情。這一理想世界的虛構,與田疇的故事並無多大的關係,且其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等景物描寫更與北方毫無關係,它與詩人在《歸園田居》裏的所描寫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的景致倒是並無二致。尤其是夾岸桃花的景色,依稀江南風景,也與詩人家鄉潯陽的風景無異,對於藝術想象力如此豐富的詩人來說,構想這樣一個桃源僊境也是毫無必要到田疇那裏去取其原型的了。我們最多只能說田疇的「入徐無山中」的事跡,對於啟發詩人的創作靈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從而促使詩人創造了桃源僊境這個烏托邦社會。《桃花源記》中還有一個南陽劉子驥,這也是確有其人的。《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曰:「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僊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 大概劉子驥所去的衡山石囷,就是今天南嶽的靈芝泉了。像劉子驥這樣確有其人其事者,未嘗不也成了淵明《桃花源記》創的最貼近的原型了麼!

      在相傳爲淵明所作的《搜神後記》卷一中也收有「桃花源」一文,但《搜神後記》之作爲陶淵明的著作,清代以前就被學界所否定 [] 在此,我們姑且不去談此事了。《桃花源記》確實是一篇難得的佳構,今謹錄全文如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髪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

像這樣一種沒有世間的爭奪殺伐,沒有那種強加給人們的制度文爲的社會,在那里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且地土肥美,人民豐衣足食,這確實是淵明人生中所至爲向往的。其實,打他自義熙元年歸隱作《歸園田居》,甚至還可以提前到他作《飲酒》那個組詩時,詩人就在執著地向往著這樣一種社會模式。在詩人隱居的早期,雖然也稱貧苦,但他畢竟還能達到顏延之所說的那種「祿同下士,爵等上農」的水平,而在詩人的晚年,則家境每況愈下,他乃至「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了。儘管詩人具有「固窮」的氣節,但無奈清貧生活竟然使他「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了。顯然,淵明在入宋以後,其家境已經使他「悠然」不起來了,加之宋替晉祚,他作爲東晉士族世家子弟的地位只恐也難以保住了,至少其族人陶延壽就被遷爲醴陵侯了,更不遑論淵明這樣的陶氏遠裔了。其間雖然也有顏延之、王弘對他的周濟,但對於極具自尊且悟性極高的淵明來說,他何嘗又不是委曲從之呢?殘酷的現實迫使詩人衹能通過藝術的創作來實現他的這種心理欲求,這應該是《桃花源記》所創作的最直接動因了。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認爲,文學創作就如「在虛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創造出那種我們叫做『白日夢』的東西來。」 [] 雖然,弗洛依德對藝術創作這種精神活動的詮釋未見得全中肯,但他至少從某個側面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沒有幻想、沒有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是不可能創作出藝術作品來的。筆者尋常誨諸生時也說過:文學可以通過藝術的手段來彌補現實生活中的不足、甚至是空白,也是人們對現實生活所採取的一種以曲折的方式來表達的毀譽。我們姑且這樣來評價《桃花源記》,或許也有幾分中肯之處。

      《桃花源詩》自然也是難得的佳詩,謹將全詩鈔錄如下。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侵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 []

關於詩中所描寫桃源洞如何進出的文字,我們姑且不去評論,而詩人對於洞內的社會生活的描繪,乃是全篇的重點所在。詩中的「相命肆農耕」的思想,早在詩人歸隱之前就提出來過,其詩作《勸農》的整篇文字,幾乎就是表達的這樣一種審美意象。而那種和諧地互相勉勵農作,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 的和諧的人際關係,自然是詩人向往已久的理想的社會模式。「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數句,描寫了桃源洞內自由耕種、自由收穫,沒有官方下達的種植指標,沒有官方苛責賦稅的慘象,洞中的人家也不常相往來(如《老子》所說的「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於彼此之間可以聽到雞犬的叫聲。這種理想的社會模式在詩人作《歸園田居》之一時,就已經構就了雛形,我們在上文中也作了適當的剖析。「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兩句,其中自然包含了一種江山無改、道統不變的思想,這也是詩人在不願意接受劉宋政權而又無可奈何之情況下而形諸文字的。下面幾句詩將洞中的人們長幼歡顏、不用曆法、也無須使用世間的人們互相算計的機巧心,那種理想社會是詩人經過了太元以後長期動蕩不安的現實以後(其間自然不無各種人格卑下、互相傾軋、互相殺奪的種種觸目驚心的現象),纔在自己的心靈深處找到了這樣一個「理想國」,爲自己的心靈營造了一個逃避風浪的「避風港」。其中曆法用以紀年,這也就勢必要牽涉到年號了,而年號這玩藝又具有極強的政治道統意味,詩人僅僅從太元以來,就經歷了隆安、義熙、元熙、永初四種年號,這自然也意味著四次大的政治變故。此時的詩人可謂動亂也看膩了,篡位也看膩了,他再也不希望社會這樣動蕩下去了。其中「何勞智慧」一句,既具有《老子》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 的思想。但更具有《莊子·胠篋》中的那種思想:「是故棄聖絕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 那種去掉了虛偽的制度文爲之後的淳朴的民風,自然成了詩人所向往以久的理想社會。可是,詩人卻偏偏又遭逢了這種每況愈下的亂世,故爾他衹有通過藝術的手段來將他心靈中的那種美好社會復現於世。固然,這中間也帶有很濃厚的老莊思想,老莊思想自然也是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的入世,就採用孔孟的儒家思想來處世;如果出世,則以老莊的思想來調節心理,二者之間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國文人的一種傳統理念。

      《桃花源詩並記》在陶集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篇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種永恒的藝術意境:「世外桃源」不止是成了後世隱居地的代名詞,也成了後世藝術創作的題材。唐人王維所作《桃源行》,就是直接取材於這篇作品;還有宋元以後的山水畫,其間多得諸此篇作品中的那種逸氣,例如宋人巨然的《秋山問道圖》、元人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盛懋的《秋遊高士圖》等,無不從《桃花源詩並記》中汲取了無窮的藝術創作源泉。可見,一部藝術作品,尤其是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它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往往是超越時空的。    

 

                         附洪邁原文: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髙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熈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竒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絶世人,柰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髙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 參見《晉書》177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 參見《水經註》554頁,湖南嶽麓書社1995年版。

[] 參見《晉書》2447頁~2448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 《搜神後記》之非陶淵明所作,清人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正》一書中的「小說家類三」《搜神後記》十卷下的「提要」中說:「舊本題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注『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跡,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偽托,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誌》著錄,已稱陶潛,則贋撰嫁人,其來久矣。」參見《搜神後記》14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 參見《陶淵明集》76頁~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 參見弗洛依德《創作家與白日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現代西方文論選》140頁。

[] 參見《陶淵明集》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 清人沉德潛在《古詩源》卷一中入選的古《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有何哉!」(中華書局1963年版《古詩源》1頁)在淵明這首詩裏,很顯然地引用了這個典故。

[] 參見《老子》第三章,《二十二子》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參見《莊子·胠篋》,《二十二子》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桃源行》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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