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鈔記

      孔丘與墨翟去今遠矣，今人但知孔子，而對於墨子雖聞其名，然並不詳知其事也。蓋自董仲舒“獨尊儒術”以來，加以後世統治者着力推行儒學，使得墨學幾成絕學。其實，墨子不僅是我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也是墨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並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尤其是其重在踐行的精神尤為可貴，在當時的影響甚至還超越了儒家，因而在先秦時與儒家并稱“顯學”。隨著後世統治者在科舉與教育方面的倡導，儒家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而墨學遂淪為絕學。惟其如此，洪邁在《容齋續筆》卷十四作有《孔墨》一篇，以闡明在漢代以前，孔、墨在學術思想上具有同等的地位。

      作為先秦時期的顯學，墨學在戰國時期首先迎接了來自孟子的挑戰，其於墨學的打擊主要在思想上。當年的孟子頗為好辯，連他自己也這麼説：“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他認為天下之學“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孟子·盡心下》）在孟子眼裏，“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

      儘管墨學在戰國時期遭受了孟子的猛烈抨擊，但它對後世的影響並沒有減低多少，因為孟子也不過是戰國時期的一種思想而已，並非是來自於官方的打擊。洪邁認為，在漢代的時候，墨子的地位與孔子是齊等的，並無高下之分。在《列子·黃帝》中，載有惠盎與宋康王的對話，惠盎曾說過這樣的話：“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洪邁大抵認為《列子》是漢人著作，然此看法似乎欠妥，若果以列子為列禦寇的話，則當為戰國時期人物了。洪邁接著列舉了鄒陽在獄中寫給梁王的信，其中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見《漢書·賈鄒枚路傳》）更有賈太傅的《過秦論》，其中明言陳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賢”。西漢的徐樂《上武帝書言世務》中也說陳涉“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由此可見，在漢人眼裏，孔子與墨子具有同等的學術地位，並無高下之分。儘管列子與鄒陽的話不足爲據，但賈誼能如此說，則是孔墨同等之明證了。

      到了唐代，韓昌黎力辟佛老，攘斥百家（障百川而東之），獨尊儒學。昌黎之所以着力研發孟子之學，乃在能於拒楊、墨之學，從而推崇孔學地位。但韓愈也作有《讀墨子》一文，其全文內容如下：“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在此文中，韓愈認為“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他甚至還認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再看李大師與李延壽所譔《南史·梁武帝傳》，對於蕭衍“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由於後世統治者力推儒學，尤其是宋元之後的理學出世，則更是推崇儒學，自然也會排抑儒學以外的其他百家，墨學逐漸淪為世人陌生之學，這也不值得奇怪。然而，墨學除了其獨特的思想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博涉諸多科學命題，很多發明遠超同時。即便今日，我們對於墨學的營造與機關施設，也是百思不解其奧，足以見出墨學的高明之處。

                  附原文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聼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