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堯舜時期所實行的象刑，在《尚書》中確有記載。《尚書·皋陶謨》：“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看來，洪邁老夫子所引《虞夏書》，句讀仍有值得商榷之處。至於以“法”來詮釋“象”，確實也是《尚書傳》之註釋。依古書記載，文獻信然。在《尚書·舜典》中，確實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當年主持司法的官員皋陶，在接受帝堯的命令之後，便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之此法。這種並未施加於肉身的刑罰，但對人們的精神層面來說確是極大的傷害，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更象是一種被迫的、持續至死的關於人和人類文明的“行為藝術”。那麽，古代，尤其是上古之時，在刑法方面真的如此文明嗎？反而愈是社會發展，刑法愈是趨於殘酷，難道人類社會的進化反而導致退化不成。對此，非但筆者疑之，且早在戰國時期的荀況也是抱以懷疑的態度，《荀子·正論》謂古之象刑“是不然”，原因是“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對於荀況的這種說法，洪邁老夫子也表認同，足見洪公仍不失為一開明的史官。

   然而，對於由孟軻等儒家極力宣揚的上古堯舜聖君，漢代頗為君王所接受，漢文帝下詔有云“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史記·孝文紀》）至於洪公所引漢武帝詔書，在《漢書·武帝紀》中，確有“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云云。班孟堅作《白虎通》詮釋象刑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衣赭，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而畫之，犯宫者履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蓋謂别異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見《尚書埤傳》卷二註文所引）對於班固的此說，洪邁也不以為然，看來，洪公確實具有史官的敏銳眼光。揚雄的《法言》也說：“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詮釋者仍援引文帝與武帝的詔書爲證，從而論證堯舜時期治理天下，以榮辱觀來統一民眾的道德認同，並不施行肉刑。可是到了秦末，道路上穿赭衣（罪犯衣服）的人幾乎佔了一半，可作姦犯科者依然如故，這也充分說明了法不責眾的道理。到了宋代，死刑減等以及下級軍卒發配者，往往要在其臉頰上烙上金印，從而羞辱此人，並使別人一眼就能分別此人是罪犯。可是年歲一久，各個郡縣的牢房關押的人犯充斥，常常超出牢房的定額，差不多有十多萬人之多了。有如此多的犯罪者，真正的凶犯雜處其間也就毫無不安，他們反而恬然無恥。唐人羅隱《讒書》曰：“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唐文粹》卷四十六）也就是說老百姓不知道戴冠與束髮之差別，但以哪種人數居多為是，足見法不責眾之理。《老子》七十四章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從《老子》到《荀子·正論》所說，全是一個道理，一是法不責眾，二是刑法的目的是為了制止尚未進行的犯罪活動。由此可見，上古的象刑的說法，殆是後世儒家所臆造出來的明君形象，而並非信史可徵矣。

                    附原文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宫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毎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盖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