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義》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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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齋隨筆》卷九收有《朋友之義》一篇,論交友之道,尤重朋友之信義也。對於人際關係之“五倫”,自孟軻及其賢達闡述之後,其義理愈明,大致為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則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與朋友有信。也就是說,人之處世,若能在這五個方面維繫正常關係,不踰義、親、序、別、信五者,則此人做人便成功了。隨著封建禮教的把控天下意識形態,乃至過於強調臣子忠於君主,兒子必須服從父親,妻子無條件服從丈夫。到了道學主宰天下意識形態的清代,甚至在婦女身上施加了“三從四德”,所謂在家從父母,出嫁隨夫,夫死隨子,那是何其不平等且不人道的桎梏呀!說白了,道學無非就是要為帝王培養順民,從而維繫其不合理的統治方式,以麻痺天下子民。惟其如此,晚清譚嗣同在《仁學》第三十五節中指出:“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可為其次。餘皆為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
儘管在君臣、父子與夫婦這三倫中,封建禮教所規定的秩序是極其不合理的,但五倫中畢竟還有兄弟與朋友兩倫,尤其是朋友之倫,更是平等互信的關係。以故洪邁認為“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斯言是也。“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此語見於《詩經·小雅·谷風》的小序,毛詩認為這是一篇諷刺周幽王的詩作。《中庸》說:“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孟子·離婁上》也說:“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這些傳統文獻,都闡明了朋友之義的重要性,足見若無朋友之義以襄助,吾人終難成就一事。惟其如此,在《論語·公冶長》中,孔子對顔淵和子路強調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在子路那裏,則更是遂行“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的交友之道。曾子的每日三種反省,其中也有“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這一反思,可見古人素重朋友之道。《周禮·地官·司徒》中載有“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者,其中第五曰“任”,指的是信用,自然也包含了信於友之義。透過以上這些論述,洪邁從文獻的角度論證了朋友之義的意涵及其重要性。
接著,洪邁又從歷史的角度列舉了漢唐以來,世人注重朋友之義的史實,從而窺見古風之醇厚。在東漢時,有范式與張劭的深厚交誼,在張劭去世之後,范式從夢中得之消息,便急忙穿着孝服,到張劭墳前植樹以示紀念。在東漢還有陳重與雷義間的莫逆之交,此二人為同鄉,其鄉間流傳著“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的佳話。當年雷義曾舉茂才,他想要讓與陳重,可刺史不許,雷義便佯狂奔跑而不應命。到了唐代,元稹與白居易可不只是詩友,更是摯友,以故後世曾以“元白”併稱。至於柳宗元與劉禹錫之間,更是患難見真情。當年他兩人均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劉禹錫被貶播州(今貴州遵義),柳宗元考慮劉禹錫有老母在堂,經不起遠地折騰,因主動要求朝廷將自己的柳州與劉禹錫的播州交換。為此,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曰:“嗚呼!土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像這樣一類交友之道,不因死生貴賤而改變初衷,其交誼真是可貴呀!
寫到這裏,老朽不免回想起上世紀的某個年代,社會曾經歷了不少運動,其間大多數人經不起運動,非但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更有疇昔摯友落井下石。特別是文革大批判中,有不少上臺檢舉者竟是往昔師友,甚至兒子提出與老子划清階級界限,老婆找丈夫離婚……那種人性的撕裂,那種反眼無情的人性劣根,回想起來至今令我毛骨悚然。本來正常的人倫在利益面前往往會裂變,更何況無端地開展政治運動,自然會煽動那些心志不堅的小人的叛逆之心,因而製造冤假錯案也不在話下了。洪邁舉例之後,也深深慨歎宋初百年間“此風尚存”,突然筆鋒一轉,一語“今亡矣”,便將無限悵憾寄於言外了。
附原文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