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三都賦序》鈔記
(2024-07-18 1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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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賦》是左思耗盡十年心血，精心構制的巨賦，賦前置序，陳述了他的指導思想和寫作的原則。《三都賦》分別為《魏都賦》、《吳都賦》與《蜀都賦》，分別描寫了魏都洛陽、吳都南京與蜀都成都城邑規模及其物產等諸方面。這部巨製一問世，便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據《晉書·左思傳》所載，當時“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今觀其所作《自序》，我們大抵可以把握左思的創作動機，以及他對賦這種文體的獨特認識。對於賦這種文體，它本是源自於楚騷，而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經過枚乘創作《七發》之後，遂開鋪陳之風。而後司馬相如再作《子虛賦》與《上林賦》，則將漢賦之敷陳推向了極致，因而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說：“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范文，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婬而繁句也。”加之班固在相如的基礎之上再作《兩都賦》、張衡更作《兩京賦》，由是敷陳之風已趨巔峰。迨乎左太沖之《三都賦》一出，則對兩漢以來敷陳大賦作出了總結，同時也結束了兩漢大賦的創作。
對於賦體，左思的論述還是泝源於毛詩的“六義”。《毛詩大序》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實，這種解釋還是有些牽強，因為《詩經》中的“賦”指的是“敷陳”，朱熹所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在《詩經》中，風雅頌三者指詩之體裁，而賦比興三者乃指詩的表現手法。其間賦屬於敷陳；而比乃比喻，亦即“以彼物比此物”；而興乃是山歌作者的起興，也就是歌手首先隨便拋出一句，隨後正式的歌詞便產生了，以故朱熹稱之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顯然，毛詩中的敷陳與漢賦的“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文心雕龍·詮賦》）是有著質的不同的，毛詩的敷陳只是一般的陳述事情，而漢賦的則是鋪陳事物，則是不厭其煩了。再則，漢賦在敷陳之中，也可能會參雜議論與抒情，並非純粹的敷陳事物。由此可見，班固詮釋為“古詩之流也”，似乎更加貼近漢賦的實際。古者有行人，以木鐸紀詩，從而收集民歌以幫助宮廷瞭解風土民情。人們只要讀上“綠竹猗猗”，便知出自《詩經·淇澳》；而讀到“在其版屋”（《秦風·小戎》），便知道那是西戎一帶的民居。人們透過詩歌，可以瞭解到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也可以瞭解到不同地區的物產與地貌。
然而在漢賦的創作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一些偏差，尤其是某些作者為了追求作品的奢華，乃至不顧風物與本土不符。比如司馬相如《上林賦》中的“盧橘夏熟”，顯然與長安氣候不符；又如揚雄賦《甘泉賦》中的“玉樹青蔥”也不符合甘泉宮的實際。至於班固在《西都賦》中慨歎“出比目”更是離奇，而張衡在《西京賦》中敘述“遊海若”，則更是無稽之談。這些作者大膽地敷陳，雖然是潤色了篇章，可是物產並非其地。這樣為了誇飾而誇飾，文字是美輪美奐了，可是經不起仔細推敲，“於義則虛而無徵”了。況且玉質酒盃若沒有杯底，儘管材質寶貴，但畢竟沒有實用；敷陳的讕言更是經不起經典佐證。作為批評家往往指謫其創作的粗疏，可那些漢賦作者竟將之奉為憲章以遵循，隨著時間遷延則自成風習。誠然，文學創作自然不同考據，它可以適當地誇張修飾，但誇張不可失於真實，否則南轅北轍矣。
最後，左思闡述了自己的《三都賦》創作原則，那就是“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因為，發言為詩，在於詠歎其情志，讚美事物也貴在有本，讚譽之辭也應當不過其實。如果創作的描述離開了原本與事實，那麽讀者讀來又有誰會相信呢？況且根據地土物產安排賦稅，《虞書·禹貢》早有明例；辨識物產而斷定所處的地域，乃是《周易》一書之所慎重。對於左思的這種嚴肅的創作態度，我們必須表示贊同，但我們也得指出，文學創作不等同訓詁，它需要施展形象思維，展開想象的翅膀翱翔於藝術的空間之中。
附原文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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