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書典論論文後》鈔記
(2024-07-19 09: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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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指出由於文人相輕這種不良風習，從而影響了文學批評的公允性。曹丕這一文學批評主張的提出，對於糾正文學批評中的意氣用事等不良傾向作出了糾偏，同時也為正確的文學批評道路奠定了方向。清人尚鎔的《書典論論文後》（收在《持雅堂詩文集》卷五），即是討論文人相輕現象的短文，他既分析了文人相輕的原因，同時也提出了相推的正確主張。
尚鎔認為文人相輕，一般不外乎“相尚殊、相習久、相越遠、相形切”這四個原因。所謂“相尚殊”，便是互相的愛好不同，因而差生了批評準備的差異，其舉例為王彞認為楊維楨是文妖。“相習久”謂相互學習時間很久，因而產生自己優於對方的想法，例如唐人杜審言便認為自己的文章壓過了宋之問。“相越遠”指的是以道德的批評替代了文學的藝術批評，例如唐人元稹認為張祜的作品玷辱了風教。“相形切”指的是片面地受文體的制約而參與文學批評所產生的偏見，例如宋人楊畏認為蘇轍不懂得文體。與以上四者相比，杜甫與白居易卻能超越以上四種局限，推崇公允的文學批評之風，將“相輕”轉換為“相推”，這是千古少見的優良作風。杜甫對於李白、元結、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無不推崇尊重。白居易對於張籍作品的古淡風格，對於韓愈的雄奧文風，對於李商隱的精麗作風無不推崇尊重。假若元稹能與白居易同道揚鑣，便不會有異常看法了。作為一個能夠兼容眾人所學之長的詩人，在文學鑒賞中勢必會忘卻一己的偏私，從而得出公允的結論。然而在洛陽與蜀中還有朋黨之習，朱熹與陸九淵也存在認識的差異，何況是文人呢？尚鎔闡述到這裏，對於如何去掉文學批評中的偏見，則自然是要捐棄個人的私癖，秉持公正之心來對待別人的作品了。
接著，尚鎔對於本朝的漁洋山人王士禎大加推崇，他認為王士禎的詩作雖以風調為主，但他能客觀地看待別人的作品。例如他對清初詩人宋琬爽健的作風，對於施閏章作品的溫醇，對於朱彞尊作品的典雅，對於查慎行作品的明快曉暢，均是推崇得不遺餘力，也算是近代少有者呀！因此，儘管趙執信寫了《談龍錄》這部詩話，其中頗為詆毀王士禎之辭，但漁洋山人終究還是被詩壇推為大家。近來卻有人學識不足半個袁豹，然而卻像劉修一樣喜好詆毀別人，像這樣的人便不能做數了。
要而言之，無論是唐宋文人也好，還是清代學子也罷，一旦參與文學批評，便必須持以公平之心，否則不是相輕，便是作死。具體地說來，人們一旦品評鑑賞某個作品，首先必須跳出自我偏私的窠臼，然後才可能有公允的結論出來。至於參與文學批評者之間，自有學力與才力之差異，由於個人資質差異所派生的偏差自可原諒，而懷有私心自贊毀他者則不可容赦。
附原文
自古文人相輕，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相尚殊則王彞謂楊維楨為文妖，相習久則杜審言謂文壓宋之問，相越遠則元稹謂張祜玷風教，相形切則楊畏謂蘇轍不知文體。而少陵、香山獨能去此四者之弊，崇公允之風，易相輕為相推，斯千古所希矣。少陵於李白、元結、王、孟、高、岑無不推重。香山於張籍之古淡，韓昌黎之雄奧，李義山之精麗無不推重，若元稹與之同道，不足異也。夫才學兼眾人之長，斯賞識忘一己之美。然而洛、蜀尚有朋黨，朱、陸尚有異同，況文人乎？
我朝漁洋山人，其詩以風調為主，而荔裳爽健，愚山溫醇，竹垞典雅，初白明暢，皆推之不遺餘力，亦近代所希者。故趙秋谷雖作《談龍錄》詆之，而亦推為大家也。邇來學未半袁豹，而季緒詆訶者何多與？然而不足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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