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繹》摘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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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陽貨》有云:“小子何莫學夫詩《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在這裏提出了“興觀群怨”説,遂確立了後世說時的基礎,後人闡釋《詩經》無不圍繞這四方面展開論述。王夫之早年抗清無果,遂躲進了衡陽石船山,潛心著述,其《詩繹》即是這一時期所作。
綜觀王夫之所討論《詩經》,全部落實在這四字上。孔子的所説“興”,含有啓發、感染與鼓舞的意思,朱熹所謂“感發志意”,殆是此意。其所說的“觀”,即觀察社會現實之意,鄭康成所謂“觀風俗之盛衰”也。其所說的“群”,便是互相感染互相提高之意,孔安國謂“群居相切磋”也。其所說的“怨”,便是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怨刺,亦即批評諷刺之意,孔安國謂之“怨刺上政”也。興觀群怨四字既概括了詩歌感染人的方式,同時也展示了詩歌對於表現社會生活與批評社會不良現象的作用。
王夫之所論,緊扣這四字,然後指出非獨閱讀《詩經》,即便是讀漢、魏、唐、宋以後的詩篇,也應當從這四字出發。由於受到啓發進而觀察社會,這樣的興啓自然深刻;對於所觀察而產生啓發,則其觀察必然真實。由於群居切磋而產生怨刺,因而這樣的怨刺自然不易忘記;由於怨刺而群聚切磋,群情便更堅摯。超出四情之外而產生四情,遊躒於四情之中,則人的情感不會窒塞。對於作者的創作,緣自當時一致情感之觸發,然而讀者卻各以其情感而各自有所受益。因而《關雎》的啓發意義,在於諷諫君王對私生活必須節制,周康王早朝遲到,便是後世君王借鑒的一面鏡子。對於《詩經》中“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出自《詩經·大雅·抑》)的詩句,本是出於觀察社會,可謝安對這兩句頗為欣賞,從而增進其政治遠見。人們的情感遊歷是沒有邊際的,而個人又以自己情感而有所際遇,這就是貴有詩的作用。《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謝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王夫之所援引,蓋從《世說》矣。漢代李延年的歌詩遠不如謝康樂高雅,唐宋之後的升降殆也是因此。宋人謝枋得與元人虞集的討論《詩》,多少有些牽強附會,他們那裏知道興觀群怨之理!
附原文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於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即為冰鑒。“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井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