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荊潭唱和詩序》鈔後二感
(2024-06-21 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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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十九年（803年），裴均於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而楊憑則於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均喜歡文辭，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他們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結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他們雖然官運亨通，政治地位遠在韓愈之上，但在詩壇上卻無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顯然，裴均與楊憑之所以要編纂這本《荊潭唱和詩集》，無非是為了粉飾其為官政績，同時作為在任上的文化成果之一以公佈於世。至於裴均其人，雖然身為裴行儉之後，擁有貴冑身份，而他竟然委身為宦官竇文場養子，這顯然標示着他既失去了先祖勛譽，也失去了他做人的基本人格。裴均通過這樣不正當的手段躋身將相，儘管其仕途亨通，竟得善終，終歸不是什麽善類。再看楊憑，他雖然發跡於科舉仕途，其口碑縱管遠勝裴均，然因在江西貪贓不法而遭彈劾，晚年也只做得太子詹事。楊憑雖略有詩名，然在詩歌上的成就遠遜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由他與裴均兩人羅織的詩集，自然也不是什麽藝術精品，僅僅只是一份證明其政績的冊子罷了。
像這樣品質不高的詩集，要想得到社會的認同，自然得通過一番包裝，然後才可以取信於社會，這便是他倆的下屬去找韓愈作序之緣由。韓愈情知這個詩集不值得一提，然礙於上司官高祿厚、且有志於文學，只得違心地說了一番稱頌之辭。然序中主要在於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固然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婬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透過這些，我們也可以看出韓愈雖然為裴均等人作了序，但終究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惟其如此，韓愈在交代了“從事有示愈以《荊譚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之後，便敞襟大談佳詩妙文成就之由。所謂“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說的是佳詩妙文出自於人生艱難困苦之際，絕非酒醉飯飽的官僚於養尊處優中所能企及。因而佳詩妙文往往出於“羈旅草野”之中，至於那些“王公貴人，氣滿志得”，他們如果不是生性喜好詩文，便不屑吟詩作文。此中文字，實質上是對這個詩集的否定，與此同時將佳詩妙文的標凖也竪立了起來。
雖然不心甘情愿，但畢竟是達官上司索文，因而韓愈再不情願也得違心地說幾句恭維的話。於是便有了“今仆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的表述。隨後“德刑之政並勤”一語，雖然對於這兩位達官的政績作了肯定，但“爵祿之報兩崇”緊承上文，也說明了他們的官階與俸祿也頗為可觀。由於吃飽了喝足了，因而總得找點文雅的事情來粉飾一番，他們由是便“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更何況他倆非但自己勉強去做詩，還招攬一批下屬佐僚相互唱和，這才勉強拼湊成這本詩集。我們只須看看“搜奇抉怪，雕鏤文字”一語，這顯然是暗諷此集乃拼湊而成。因為好詩大多是奪口而出，並無雕琢痕跡，然不加文飾而動觸天真，令人誦之不覺感喟甚至潸然。像這樣雕章琢句而成的集子，要想“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自然是良莠立見。儘管後文“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貌似對此集的贊頌，實質上也是以另一種方式確立佳詩的標凖。對於兩府的屬官與下屬官吏的和詩，韓愈雖然說“咸可觀也”，且可“施之樂章，紀諸冊書”，那也純然只是為了回應裴、楊兩人羅織這本詩集的用心。就這樣，韓愈用筆虛虛實實，既應付了上司索文，同時也以曲筆昭示了佳詩妙文的標凖，可謂是一舉二得矣。表面上恭維這本平庸詩集，而以曲筆討論佳詩，此乃昌黎作文的高妙之處，亦是筆者所論之一也。
在另一方面，韓愈透過本文，也闡述了詩歌的創作理論。作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作文，但凡經其筆下，則無平庸文字，是以此序乃韓文之佳品也。本文借作序，闡發了“悲憤出詩人”、“文章憎命達”之文學主張，亦爲宋人歐陽修“窮而愈工”說張本矣。自古以來，文章憎命達，但凡傳世佳作問世，其作者無不窮愁潦倒，於萬般無奈之際所發之聲，遂乃感天動地，爲萬世所傳也。早在西漢時期的太史公便有“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論述（詳《報任安書》），乃悲憤出詩人之較早論說也。因而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柳子厚墓志銘》云：“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貞曜先生墓志銘》亦曰：“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上兵部李侍郎書》又曰：“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奮發乎文章”；此篇《荊潭唱和詩序》則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諸如以上，無疑是韓愈這一主張的一貫表述。
其實，這一主張本身也十分符合文學創作之規律，因而稍後之白居易在《序洛詩》中曰：“予歷覽古今歌詩，……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其《與元九書》云：“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耶？”再如孟郊《招文士飲》曰：“詩人命屬花”；徐凝《和夜題玉泉寺》云：“風清月冷水邊宿，詩好官高能幾人！”又如宋祁《景文集》卷九六《淮海業編集序》：“詩為天地缊，……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躓其命而怫戾所為，余略記其近者
。”到了歐陽修給梅堯臣的詩作序，則曰：“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圣俞詩集序》）還可以舉出不少，姑以此數例，即可見出“悲憤出詩人”，“窮而後工”之意也。
若夫其人命達，則萬事亨通，自然無一物橫厄於心，也就不會有“動觸天真”之歎，則難以作出感天動地之文。這正如韓昌黎所謂“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唯有如太史公所謂“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者，方有傳諸萬世之作生焉。這便是文學創作的一條通律，自是亙古不變之恒理也，這也是筆者的所感之二。
附原文
從事有示愈以《荊譚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
今仆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茍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
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譚酬唱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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