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藏書房記》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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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藏書房記》亦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作於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當時蘇軾擔任密州知州。李常(字公擇)是黃庭堅的舅父,與蘇軾交往甚密,他年輕時曾在廬山讀書,並把他的書全部藏在廬山寺廟裏,以供後生學習,這種有益於社會的無私品質使蘇軾很受感動。應李常之請,蘇軾欣然寫下了這篇文章,以表達當今學子有書不讀很是可惜的觀點。
東坡作文,不喜單刀直入,而是左盤右繞,然後才進入正題。然其盤繞文字雖多,卻能凝煉出一個深刻的主題,然後圍繞這個主題生發開去,乃成妙文。余因疑東坡心思如九轉回腸,只是其彎曲究竟有多少,則無人得以知之矣。本篇《李君藏書房記》,其文字有三之二是在寫古今人讀書之事,然提煉出了古人得書之難,而今人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之主題。由是通篇貫串於這一主題,凸顯了李公擇當年讀書廬山白石庵之專之苦,亦規勸今之後生當自勉。
然世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語信然不誣矣。東坡此文之開篇一段,委實甚欠嚴謹,亦成全篇之贅疣也。請看:“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作者先以象犀珠玉怪珍之物與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作比較,則前者“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後者“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這也本來沒有什麽不妥。然“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一語就很有問題了。書籍作為紙製品物件,並非“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而是隨著讀者不停翻閱會磨損乃至報廢。除此之外,古書紙張系用植物纖維等物製成,很是逗蟲子光顧,若不妥善保管,恐爲書蠹啃光。東坡在紀念文與可的文章中就提到過曝書一事,這便是為了防止紙張霉變,並曬死藏在書頁中的蠹蟲。足見,書籍與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同樣“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其前後邏輯頗為不通。若是去掉這段文字,直接從孔子等聖人觀書一節說起,反而使通篇顯得更加緊湊,更合乎邏輯。
接著,東坡以孔子等聖人學業的成就均始自於觀書說起,進而論到古人獲書之不易,然古人讀書甚專,成就甚高,倒是後人所不及。在孔子那個時代,唯有周之柱下史老聃的藏書最多,以故孔子也曾到老聃門下參學過。晉國大夫韓宣子是因出使魯國才看到了《易象》與《魯春秋》;聰慧博學的吳公子季札也是因出訪外國,才聽說了《詩經》中的風雅頌;至於楚國的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自是極少數者。讀書人處在那個年代,能夠看到“六經”的人沒有幾個,但當年的士子均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人所及。從秦漢以後,有其是造紙技術發明之後,世間流傳的書籍日益增多,士子要讀到書也更容易,但後世人讀書卻甚為馬虎苟且。東坡曾以自己所識老儒先生為例,更說明了求書不易而讀書益專之理,尤其是偶遇機會獲得書籍之後的晝夜鈔錄,老夫亦有此等感受焉。記得文革其間,舉凡古籍被掃入歷史垃圾堆,要想看到古書可謂難於登天。記得我偶遇《楚辭集註》線裝六冊,借到手之後便手鈔之,尋日乃畢;而後又得《毛詩》,不到半月即錄完三百〇五篇。由於借書來讀,恐此書今日尚在明又歸去,特別專心致志,也特別用功,這種體驗著實不虛,也無怪乎清人袁子才叮囑黃生“書非借不能讀也”。可在解禁古書之後,各出版社大力印行古籍,買書很是容易,而所購之書居多至今還是新書不曾翻閱。正如世所謂“好讀書者不好讀書,好讀書者不好讀書”,所說誠是也。惟其如此,東坡對於當世“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行文至此,本文方進入正題,提出其好友李公擇少時曾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一事。李公擇讀書有成之後離開了廬山,而疇昔所藏書共九千多卷,仍留存在廬山的僧舍之中,以供後人研讀之需。這等惠及後人的仁心很是打動了東坡,因而東坡樂於下筆作文,爲公擇作記。然東坡在此文中很是謙遜,他自認為“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希望能有數年的閒餘時間,盡讀平生未讀之書。至於廬山的風景殊勝,更是作者所樂於遊歷之地,將在那“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本篇曲終奏雅,其“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句,誠乃點睛之筆也。
附原文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餘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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