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葉封弟辯》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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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自賈太傅作《過秦論》始,史論之作遂大行於世,蓋檢討古人得失,以輔今人之行事也。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花費大量精力閱讀古今史書,對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辯其誤,指其失,爰寫作了不少史論。本文篇幅雖短,然緊扣桐葉封弟史事加以砭剝,筆鋒犀利,誠不失爲史論之精品。
文章開篇引述“古之傳者”的話,樹立辯駁目標,接著用“吾意不然”四字鍼砭此事,對其謬誤分三層加以辯駁。第一層,第二層,先用“當封”和“不當封”兩個設問句領起,從正反兩個方面指出:如果當封叔虞,周公就應當及時言於成王,而不應等到他開玩笑時才去促成其事;如果不當封叔虞,周公此舉便使成王把一句不合適的戲言變成了事實,他就算不得“聖”。第三層用一“且”字將文意向前推進一步,針對周公“王之言不可苛”的說法,再次用詰問語氣單刀直入:假若成王用桐葉與婦人、宦官開玩笑,難道也要“舉而從之”嗎?
這三層意思,兩次轉折,句句摧心破的,擊中要害,令人心服口服,無從置喙;而後筆鋒由反轉正,由駁而立,堂堂正正地推出中心論點:“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這就是說,事關國家大計,關鍵在於它是否得當;倘若不得當,就需要多次更改,最終使之盡善盡美、不可移易。
文意至此,已水落石出,是非判然,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然而,作者卻宕轉筆鋒,用“吾意”二字領起,從三個層面為此事非周公所為作了正面辨析,遂使下文再生波瀾。作者先從臣下輔君之道說起,認為周公一定不會去曲己迎合王意;繼以牛馬為喻,說周公應懂得“急則敗矣”的道理,因而也不會給成王施加壓力;最後以人之常情作比,說即使家庭父子間也不能以戲言相互約束,君臣之間更是不可以了。在作了這樣幾層推論之後,作者斷定:此事非周公所為,“古之傳者”所言不可信。
末段用“或曰”引出“史佚成之”的他說,為上文所論作一旁證,看似閑筆,卻遙應篇首,巧結全文,使之神完氣足,餘味悠然。清人宋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云:“一篇短幅文字,讀之卻有無限鋒芒。妙在前幅連設三層翻駁,後幅連下四五層斷案,於是前幅遂有層波疊浪之勢,後幅亦有重崗復嶺之奇。”
綜觀“桐葉封弟”的歷史掌故,蓋出自於《呂氏春秋·覽部》卷十八《審應覽·重言》,言成王拿桐葉與小弟開玩笑說“封汝”,於是周公便說:“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由是封成王小弟於唐。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沒有採用呂氏門客們的說法,而是將此事歸結爲史佚所促成。當時的唐地有亂,周公平定了此地,恰好“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由是史佚促成其事。文字大略如下:“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從此掌故的歷史原委來看,太史公之說似乎更可信,以故子厚收束一筆曰“史佚成之”。但無論是《呂氏春秋》,抑或是《史記》,此段史料無非是要說明“君無戲言”之理。然君王尚處年幼時期,尚未親政,便連玩笑也不能開了嗎?這是何等混帳的道理,如此行事,爲君王者豈不是連童年也不配有嗎?況且君王即便親政,若有處事不當,也並非絕無變更之餘地,而是要看是否得當。
附原文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茍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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