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王塤秀才序》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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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寫作時間待考,從文中所說:
楊、墨、老、莊、佛之學不是聖人之道等內容看,和《原道》、《讀荀子》兩篇的主張相同,或是同時先後的作品。若此說成立,此文當寫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
(802年) 前後。
王塤的生平事跡不詳。從文中“示予所為文”,即拿所作的文章給韓愈看,當是求教從學於韓愈的士子。韓愈為使“古文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不顧當時士大夫“恥於相師”的流俗,“犯笑侮”,冒“狂名”的詆毀,毅然“抗顏為師”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廣招門生,獎掖後學,“傳道授業”,對古文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序文是為讚揚王塤所學「幾於知道」而作,但主要目的是要借此闡揚儒家的孔孟之道,確認孟子之傳為正宗,從而提出楊、墨、老、莊、佛之學非聖人之道,告誡“學者必慎其所道”。
文章起筆就追本溯源,從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起,認為孔子的學說博大精深,而“門弟子”們不能“徧觀而盡識”,所學的都與各自的資歷、秉賦相近,待到他們分散到各諸侯國之後,又以各自的專長傳授弟子,學術主張就更有分歧了。所以,孔子歿後,其道術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由子夏傳田子方,流而為莊周學派;一派是由商瞿傳臂子弓,流而為荀卿學派;一派是由曾子傳子思,再傳孟子,從而形成孟子學派。至此,昌黎明確地指出:“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最後告誡“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韓愈稱贊王塤所學是儒道正宗,鼓勵他沿著“正道”不停地走下去,最終的成就將不可估量。
韓愈一生以承繼儒家的道統自稱,並以明道,傳經為己任,這與他的政治主張以及中唐時期的社會危機息息相關的。中唐貞元、元和時期與“安史之亂”時期相對而言,較為穩定,號稱“中興”,維持了二十幾年苟安的“太平”。但藩鎮割據、宦官擅權、佛道二教盛行等社會矛盾依然很尖銳。這些潛在的危險,對唐王朝的統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是唐代社會所潛伏的嚴重危機。韓愈等有識之士,從維護和鞏固唐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統一的目的出發,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並提出重興儒學,繼承儒家的道統,這個道統就是孔孟的思想和主張。
文章的這一寫作目的,決定了這篇文章選材、章法以及表達方法的特點。從選材上說,為了突出明儒道、辨正宗這一中心,王塤的一生事跡可能很多,但都隻字不提。只寫了他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標識其所學以孔孟之道為其正宗這一點。從章法上看,這篇文章是贈王塤的序文,但並不從王塤落筆,而是從“孔子之道,大而能博”說起,這是因為序文雖然是寫給王塤的,但其目的是為了弘揚儒學,明辨儒學正宗。所以先從孔子的學說博大精深說起,接著條分縷析,闡述孔子歿後,莊周、荀卿、孟子三家的師承关系。其中獨有孟子得其真傳,是儒學正宗。正因為王塤好儒學,所以才論述儒學的博大精深;也是因為王塤師孟子之道,所以才確立孟子爲儒家之正宗。從表達方法上看,此文显著的特點是以議論進行敘述。孔子的門人,後分散於諸侯各國,又各以所學授其弟子,因此出現了“原遠而末益分”的情況,這一過程是在議論“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這一問題中進行敘述的。孔子歿後,其學術分為三派,也是在分析推論過程中,闡述這一發展衍化的。
文章寫了王塤“信悅孟子”之後,一筆宕開,以行船爲喻從正反兩方面展開闡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這樣一正一反,說明“學者必慎其所道”的重要性。接著,又以行船“斷港絕潢”為喻,從反面推斷“道於佛老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出“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的結論。最後,又返回到王塤身上,仍以行船為喻,讚揚他“知道”,又得“船與楫”,鼓勵他“沿而不止”,則其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附原文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
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
·弟子傳》 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
其可量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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