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答謝民師書》鈔記
(2023-12-12 12: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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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謝師民書》的標題又作《與謝民師推官書》，它是東坡晚年之作，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文學主張，是東坡重要的文論書札之一。謝民師名舉廉，字民師，新淦（今江西新幹）人，元豐八年（1085年）進士，頗有詩名，與叔父謝懋、謝岐，弟謝世充同榜登第，時稱“四謝”。元符三年（1100年），蘇軾自海南遇赦北還，六月過海，十月至廣州。當時謝民師任廣州推官，曾攜帶詩文謁見蘇軾，很得蘇軾的賞識。蘇軾離開廣州後，謝民師多函問候，本篇是蘇軾行至廣東清遠時寫給謝民師的復信。
重要的是東坡在首肯謝民師之後，便援引孔子的“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而立論。此語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原話是“《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後東坡又援引《論語·衛靈公》中“辭達而已矣”以佐之，進一步闡釋了文章的作用在於達意。而要做到“達意”，並不是那般簡單，要描述世間事物的微妙之處，往往如“繫風捕景（影）”，何其難矣！作者只有對於所要表述之物達到了“瞭然於心”的境地，才有可能如實地將之表述出來。然而作為表述的語言與文字這兩種載體，還須掌握得爛熟於心，乃有如實描述某事某物之可能。也就是說，非但要求作者對所表述之物瞭然於心，還必須熟練地掌握語言表述方式，才有以文章描述某事某物之可能。惟其如此，蘇軾認為：“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為了進一步論述“辭達”這個主旨，東坡乃以漢人揚雄的作文爲論據，以凸顯“辭達”的重要性。揚雄文章內容往往平庸，然而故作艱深之辭，以言語載體的艱深來揜蓋其思想內容的貧乏，這便是所謂“雕蟲篆刻者”。揚雄的《太玄》、《法言》，皆是此類之作，而如此雕琢出來的文字，也能稱之為“經”嗎？屈原所作的《離騷經》，那是在毛詩風雅的基礎之上再次蛻變出來的文學樣式，自然是“與日月爭光可也”。偉大的作品在於具有偉大的思想內涵，而不是以文字的雕琢來揜蓋其思想的蒼白。如果以“辭達”的標凖來衡量，賈誼可謂孔門的登堂入室者，而揚雄在《法言·吾子》中竟然將賈誼與司馬相如列入同科，足見其文學見解鄙陋不堪。惟其如此，歐陽修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對於謝民師請求東坡給惠力寺與法雨堂題字，東坡雖然未能如願，但也作出了懇切的解釋：其一是蘇軾本人不長於寫大字，其二是船上空間狹窄，不便鋪紙寫大字。在收束處，東坡告知了謝民師當下的行程，並反複叮嚀“萬萬以時自愛”，以足以見其誠摯之情。
附原文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纍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景，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陞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兩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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