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樂亭記》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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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年)八月,“慶歷新政”失敗,執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繼被斥逐。歐陽修因上書為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謝上表》中,猶憤憤不平地辯解:“謗讒始作,大喧群口而可驚;誣閣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實乃“嘗列諫坦,論議多及於貴權”,因之“若臣身不翻,則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阱之危機。”
歐陽修三次遭貶使他對當時冷酷的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官場的傾軋,使他希圖擺脫世俗紛擾,向往恬靜的歸隱生活。滁州在長江與淮河之間,正是“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的“閑處”,山高水清,風景宜人。這里地處偏僻,民風淳厚。歐陽修被貶至此,倒也悠閑自在。在這里,清山綠水滌除他心頭的煩惱,大自然觸發了他無拘無束的天性和豐富的感情。他幾乎陶醉於山水美景之中。由於他把“與民同樂”看成是“刺史之事也”,雖然是“載評流徙”,遠離了政治斗爭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陳時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這時的人生觀比較曠達的。《豐樂亭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它與在滁其間所寫的《醉翁亭記》一道,成為不朽的散文篇章。
歐陽修之《豐樂亭記》,老夫鈔錄無慮數十通也,然猶不生厭焉。通覽歐陽修貶謫所作,大多無怨望之辭,即便如《秋聲賦》,亦但憂年齒之垂暮也。如歐陽修這樣的老臣,東坡謂“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信然不誣矣。且其主修《新唐書》與《新五代史》,亦足以光照後世,垂之永久也。又於東坡賀其致仕一文,見其當年力薦王安石,並未以同鄉偏私,乃惜才也。然王安石變法之後,其青苗法垢弊為最,與此法之本意大違,乃至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歐陽修致仕前,曾對此法提出過質疑,東坡亦然。然王安石剛愎自用,非但讓恩師歐陽修致仕,且讒言構陷令東坡貶謫杭州。從貶謫至最終致仕,很難找到六一翁怨望之語,誠難得國士矣!此篇所謂“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雖有諛上之嫌。然結合後文“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來看,信然不誣也。當今處戰亂中之烏克蘭,民眾流離失所,生活何其艱難也,這些作為史官的歐陽修何嘗不牢記於心。
曩者老夫於佛門“四恩”之國王恩,雖口未言,然腹中不免存疑焉。然今重鈔《豐樂亭記》,對此頗有新的認識,若具有雄力之國王,能安定一方天下,教化一方人民,則福澤一方也。誠然,若是昏君,荼毒天下,則毒害一方,自無恩澤可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