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五首簡析

                     蔡日新

義熙二年（406年），淵明是年四十二，這是是他從彭澤歸隱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裏，車騎將軍劉裕被封爲豫樟郡公、劉毅南被封爲南平郡公、何無忌被封爲安城郡公，劉裕原來的部將幾乎都有封賞，他們牢牢地控制了東晉王朝的政權 [1]。淵明既已決意隱居，他自然也不會過多的去過問這些政治了，在這一年裏，淵明在他向往以久的園田居躬耕，創作了著名的《歸園田居》五首，同時還寫下了四言組詩《歸鳥》。《歸園田居》由五首五言組詩組成。我們從第一首中的「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2]推算：淵明二十九歲出仕，至他四十一歲那年冬天辭歸，其間已經足有十二年、十三個年頭了，而他寫作此詩時，卻只好是在第十三年。因爲這個組詩寫得太精美了，我們擬逐一作出簡介。《歸園田居》之一全詩如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3]

本詩的開頭四句，述寫了詩人不習慣仕宦卻又偏偏要在仕途上勾留十三年的苦悶。在這裏，「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兩句，頗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陶淵明不適合於作官是出於他的秉性，到這裏已經找到了其內在的證據。其實，陶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也說明了他「少而貧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迕」 [4]的性格特點，這也無疑成了這一論斷的另一個有力的佐證。由於淵明的品性高潔，他不宜在污濁的官場裏廝混，故爾官場在詩人眼裏被看成是「塵網」，他同時也認爲自己的出仕是人生中的一大錯誤。官場的污濁與黑暗，與他故園（園田居）的清淳與優美，二者之間自然形成了鮮美的對照，也倍增了詩人對故園的眷戀之情。

      在這裏，詩人巧妙地採用了類比的手法，以「羈鳥」與「池魚」的思舊來襯托詩人思念故園的那片摯情。與其在官場那個鉤心鬥角的處所裏過得極其痛苦，還不如堅守素志回到田園，從事開荒耕種痛快得多。接著詩人交代了他故園的大體規模與景致：「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在當年顯然不是大戶人家了；但「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畢竟依稀農家村舍，樸質清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兩句，寫景狀物，體貼細膩，宛然一幅恬適的村居圖畫，唐人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兩句，無疑是從淵明此詩中得到了某種啟發而吟成的。我們再看「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四句，它與上面的兩句組成了一幅完美的藝術畫卷：那種老子所至爲讚賞的「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5]的龐樸的上古社會模式，似乎通過淵明的這一描寫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且淵明所理想的這種社會模式，在《桃花源詩序》裏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6]的描寫中，也足以與此交相輝映了，可見淵明對於這種社會模式的追求是一貫的。淵明所喜歡的生活環境是一種具有「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的特質的環境。同時，「好靜」也是淵明的秉性，他還曾對他的兒子們說自己「少學琴書，偶愛閒靜」 [7]，惟其「好靜」，則自然可以靜觀身邊的景物，那些在常人那裏並不起眼的景致，往往經詩人的大筆一點化，便生機勃勃、大有破壁而飛的氣象了。再則，「靜觀」之與「老莊」，之與東晉時期所逐漸形成的禪觀，自然也應當是耦合的。「虛室」二字是陶詩中常用的詞彙，其實，「虛室」除了少有閑雜人員涉足的外部條件以外，還必須取決於審美主體心情的恬適，也衹有主體以虛靜的心態來觀照其居室，纔會產生「人」與「物」（在禪家叫做「我」與「法」）俱空的境界。如果將淵明園田居的這種環境與他往日所在的遑遑傾軋的官場生活一加比照，則對於「好靜」、酷愛自由的淵明來說，他從官場的歸隱自然是如同逃脫了樊籠的「羈鳥」，他此時已經回歸到了本來屬於他的那片自由的天地裏。

      《歸園田居》之二與之三主要描寫了淵明躬耕的生活，茲一併鈔錄如次。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一本作「墟裏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以長，我土日以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一本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8]

這兩首詩都與淵明的躬耕生活直接相關，它體現了淵明的所不同一般文人之處：那就是淵明的耕種絕不是裝模作樣的干禄方式，而是要通過躬耕作爲解決他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手段。其中第二首的前四句，描寫了詩人草廬的恬靜，由於「窮巷寡輪鞅」，因而詩人也大可以「白日掩荊扉」了。而「虛室絕塵想」一句，其中妙趣幽深，似宜細心體味：本來就是「虛室」，自然沒有任何外來的干擾了，惟其如此，也更加適合於割斷室中人對塵世的妄想了。第四句以後便是描寫歸隱以後的社會交往了，從「披草共來往」與「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來看，淵明所交往的對象，自然不外乎是鄰近的農人了。在淵明這裏，斷絕一切與官場的交往，也不涉及任何政治是非，僅僅衹是尋常的農民家話，自然不無逃避現實的一面；但若站在貼近生活、貼近自然的角度來看，這無疑也是至爲紮實的工夫了。也正因爲如此，淵明此時似乎也具備了老農老圃式的情感：他在期望著地裏桑麻的茁壯成長，並在规划著墾殖面積的擴展，他所擔心的也絕不是官場上的名利陟降，而僅僅限於使他的農作物如何免遭自然災害，如何獲得一個好收成。唐人孟襄陽也曾隱居，他在《過故人莊》中的「開軒面場圃，把舊話桑麻」兩句，似乎也濡染了陶淵明詩中的這種氣息。若與淵明的這兩首詩相比，孟詩雖佳，但他對於桑麻等農作畢竟缺少親身的經歷，而僅僅衹是藉桑麻以助高雅之興；而在淵明這裏，他有付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因而他也在衷心地期待著收穫。也正因爲主體的勞動傾注於客體農作物之上，故爾客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尤爲親近、尤爲和諧了。

      第三首全是對耕種勞動的描寫，像這種詩，在後代詩人那裏似乎是很難以找到的。誠然，淵明是詩人，他的墾荒種地也自然不如老農，因而在他所耕種的地裏出現了「草盛豆苗稀」的情況，這也應當是事實，而並非如同楊惲「蕪穢不治」 [9]式地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淵明爲瞭解決人生的第一需要，他披星戴月，勤奮地耕作，力圖獲得一個好收成。詩中的「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兩句，確實是農家生活的真實寫照。筆者疇昔務農，晨興耕作、或夜作歸來，田間（或山間）小道上野草很茂盛，那草葉上面掛著的露珠在月光下顯得晶瑩可愛，但褲腿（在淵明爲「裳」）卻常被露水滲濕，不勝寒涼。蕭統《陶淵明傳》說淵明歸隱後躬耕自資，「遂抱羸疾」，顏延之雖然是淵明晚年的朋友，他在《陶征士誄》中也說淵明「年在中身，疢維痁疾」，「 痁疾」就是瘧疾，而「羸疾」則要寬泛一些，大抵後來淵明的上廬山乘「乘輿」（相當於今天的「滑竿」），殆其中也不無風濕等疾病纏身的因素。而這些在淵明看來，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事，他衹要求「願無違」便於心足矣。這也就是說，人生在生理上面的痛苦相對於心理方面的痛苦來說，似乎衹有心理的痛苦纔是真正的痛苦。加之淵明素來就是一個注重主體人格、注重人的本體尊嚴的詩人，因而他的歸田躬耕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理智性的選擇。

      第四首描寫了淵明攜子侄輩出游丘隴間，見到昔日村居變成廢墟的情景，由是不勝感慨而作此詩。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10]

這是一首純然採用白描手法寫成的敘事詩，詩人大概由於農忙而很久沒有到林野中去遊覽了，他這纔發心攜子侄輩一同到山林中散步。但他此番的所見，卻遇上了一個變成了廢墟的村居：在這裏有昔日耕種的土地、有汲水的井與炊爨的灶、還有繞宅的桑竹等林木，儼然一處村居，而今主人安在？通過詢問樵夫纔知道，這戶人家已經舉家歿亡了！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不難想見東晉末葉發生在潯陽一帶的戰爭，給那裏的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像這樣舉家亡歿的情景，難道還不夠令人觸目驚心的了嗎？儘管淵明的詩中用筆委婉隱晦，但我們仍然不難發現出這樣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對此，詩人不免感慨萬端：信如人言，三十年的時間可以使朝市的面貌改變！而世間的風雲變幻莫測、人生的無常，便更加容易觸發起詩人的深思了：但陶淵明對於無常的人生只是認爲是「幻化」而成，即並非真實的存在；而他並沒有去追溯「幻化」的本原（或緣起性空、或業感緣起），而僅僅衹是感慨世間人生虛無、世間萬事皆空。從這首詩來看，我們不能說淵明沒有接觸老莊思想、尤其是接受佛教禪宗思想的某些影響，而他卻始終沒有對任何宗教產生信仰，他衹是對當下的現象產生感慨罷了。也許這樣的資質，就是詩人的資質，它所需要的是對當下的那一剎那具有直覺的反映，將當下的那一剎那的感覺如是地抒寫出來。這種和盤托出式的思維方式是詩人特定的思維模式，而不是哲學家或思想家的思維模式，惟其如此，淵明適合於做詩人同時也具備了一代詩人的非凡才智，而他確實也不可能成爲哲學家或思想家，因而那種採用哲學家或思想家的思維模式來考察淵明詩文的做法委實乎不可取。

      第五首的寫作時間似乎與第四首相近，它描寫了詩人在農閒時因「崎嶇經丘」而產生感慨後而連夜豪飲的情景。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11]

詩人大抵在此番遊丘隴歸來之後，自然也會對人生的短暫與無常產生深深的感慨，因而這晚的與近鄰對飲至天明，也正好是詩人對人生苦短、須秉燭夜遊的理念的實施。在詩中，「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兩句，雖然不無影射《孟子》與《楚辭·漁父》之意 [12] ，但淵明畢竟是放懷政治的，因爲他已經決意隱居了。淵明面對那個動蕩不安的政局與無常的人生，只得姑且及時行樂，酣飲達旦了。詩文中的「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灼然農家生活氣息，疇昔吾奉命務農時，因家貧無以致照明煤油，只好採用竹片、麻梗代替燈具照明，當時自是清苦，而現在反思，倒是不乏樸拙的淳美。「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兩句，將歡飲達旦的場面掠空交代，我們自然也不難想見詩人當時與鄰人對飲的酣暢情景了。

      《歸園田居》五首，無論是寫景狀物，抑或是敘述人情方面，都委曲盡意，實在堪稱是隱逸詩篇中的壓卷之作了。對此，清人沉德潛在《說詩晬語》中也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13] 朱光潛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作了發揮，他認爲：

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衹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中各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忘於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與氣韻。這種物我回響的交流，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映增輝。所以無論是微雲孤島，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手到成文，觸目成趣。淵明人品高妙就在他有這樣深廣的同情；他沒有由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風氣由陶、謝開始，後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揚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在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涵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 [14]

對於朱先生的評價，筆者是非常贊同的。在這裏，我想歸納地來說明一下，淵明的寫景狀物之所以逼真如畫、敘述人事之所以委曲盡情，首先在於淵明是一個具備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才智的詩人。在這一點上，西方的美學家常有「天才」之說，至康德提出「由天才來給藝術確定標準」以後，其理論可謂臻於完善了。而在中國三國時期的曹丕，他同樣也不否認藝術創作需要才氣，他在《典論·論文》中認爲文氣是「不可力強而致」的，它是「雖在父兄，不能移以子弟」 [15] 的。朱先生所說的「深厚的人格涵養」、「豐富的精神生活」，蓋也與這一因素直接相關。其次，淵明素來就具備了一種清新淡遠的審美情趣，其間雖幾經宦海沉浮，但反而將他的這一審美情趣陶冶得更加爐火純青了。正因爲淵明既具有深妙莫測的藝術才華，又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功力，因而後世學陶詩者，往往達不到他的那種境界。此外，諸多詩人寫景狀物、描摹人情皆不及淵明者，還在於他們缺少淵明那樣一種切實的生活體驗。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說宦海的顛簸，又有幾人能像淵明那樣到田園裏去踏實地耕耘呢？後世詩人之所以描寫田園景物或田園生活終似隔了一層，乃在於他們對於田園生活畢竟很陌生，他們即便是偶爾到了田園，也莫過是臨時的採風或成爲一時興趣所致的看客。而淵明則不然，他踏踏實實地在田園裏耕種，因而他具有深厚的生活體驗，同時也使他那極高的藝術創作才性，在貼近大自然的懷抱中萌發了新蘖、綻開了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