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切利比达奇 (Sergui Celibidache) 于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其父为一地方行政长官；早年求学于法国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夕进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并同时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数学等。

1945年德国战败，原柏林爱乐乐团指挥被暂时剥夺了指挥权，33岁的切利比达奇，接替博查德担任柏林爱乐的常任指挥。

这只是由于几位德奥指挥大师，战时留在德国境内的如：富特文格勒、伯姆、卡拉扬等，都正在接受盟军的“调查”。

这个时期是德奥指挥大师群的严冬。1947年，被剥夺演出权的指挥家终于获得解禁，富特文格勒，此时重掌柏林爱乐的兵符，与当时稍有一点名号的切利毕达凯合作，携手共创爱乐荣光。 这一对老少配在五年的合作中圆满愉快。福特文格勒徜徉在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音乐圣殿中，织出深沉动人的乐章。

这是切利毕达奇指挥生涯中最得志的时期。 切利比达奇受富特文格勒的影响相当深远，须知战后渐渐步向暮年的富特文格勒 正以其对作品深邃的洞察理解，与对人生的深沉体悟，刻划出一场场撼动人心的演出。在他手中，指挥棒的每一颤动，都直指着音符与音符背后隐含的讯息。这时，富特文格勒，已达到其内蕴最广邃圆熟之境界。此时的切利比达奇，在与大师朝夕相处之下，耳濡目染之余，能不有无限感悟！

1952年，切利比达奇离任，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柏林爱乐指挥出缺，切利比达奇，被视为继任的绝佳人选之一。遗憾的是，切利比达奇从那一刻起，将近40年间，未能再踏上柏林爱乐指挥台的一隅。 众所皆知，接任富特文格勒的是卡拉扬。卡拉扬彻底封杀了切利比达奇。且成为柏林爱乐终生指挥，带领着柏林爱乐构筑出其个人的古典音乐王朝。

相对于轻轻松松就在柏林待个七年的切利比达奇，屡遭福特文格勒生前排挤的卡拉扬当然是倍尝艰辛而心怀苦闷与不平。所以在卡拉扬就任柏林爱乐之后，攻守易位，切利比达奇便成了卡拉扬“眼底的头号刺客”眼中钉。切利比达奇被驱逐出场，和当年的卡拉扬一样，不准踏入柏林爱乐一步。

切利比达奇再回到柏林爱乐，已是1992年暮春。

据目击者称：“岁月将指挥台上的切利比达奇转换成慈祥的长者，微笑着指导晚辈们如何传达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乐章。团员们对他恭敬有加，全心卖力地演出。切利比达奇坐着指挥，精灿的目光盯着乐团不放，冷静地‘看’着眼前的音乐一层层地开展。他心里有一幅清晰的作曲家的音乐建构图，他将它缓缓地张开，凝聚成时间的建筑。卡拉扬挡住了切利比达奇三十多年，切利比达奇却一夕之间将柏林爱乐变回他所要的音色——洁净透明”。

不像我们的卡大师日后那般地飞黄腾达，彻底与柏林爱乐绝缘后的切利比达奇，辗转于世界各地，客串指挥。从1954年到1979年“定居”于慕尼黑爱乐，这25年间，切利比达奇于欧、美、日本等地担任客席指挥，并先后于斯德哥尔摩广播交响乐团、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斯图卡特广播交响乐团、汉堡交响乐团等处任常任指挥，直到1979年出任慕尼黑爱乐的音乐总监，才有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头衔。

他要求乐师们需高度集中精神，先动脑筋领悟乐曲中的乐思，再精益求精地琢磨技巧，以达成完美的诠释。切利比达奇在乐团前并不是在“指挥”一首曲子，而像是在“解剖”一首曲子。

切利比达奇的指挥特色是演奏速度较慢，有人认为，这是他受“玄”学的影响，他的最擅长的曲目是：布鲁克纳、勃拉姆斯、贝多芬的作品，但他拒绝指挥马勒的作品。

谢尔盖·切利比达奇，直到他晚年才被认定是20世纪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他最喜欢的作曲家，首先是布鲁克纳，然而才是贝多芬、舒曼、柴科夫斯基。

他是绝对地反感马勒，而钟爱布鲁克纳，他说马勒是一味追求宏大而全然不知道自己力不从心，完全是个没有个性的骗子。布鲁克纳，才真正构筑了大教堂般的庄严与宏大。布鲁克纳由此成为他诠释得最极端的作品，但凡出访，首选就是第七交响曲。

你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把布鲁克纳固执虔诚的宗教性，表达为如恬静的牧歌，确实把布鲁克纳不厌其烦一次次重复中寄托的精神，升华表达如壮丽的宣言。

切利比达奇的魅力就在于他这样的极端性，他极端地一次次反复严酷地排练他的乐团，以追求他所要的最理想音色。

慕尼黑市政厅用重金请来美国著名女高音杰西·诺曼与他合作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他要诺曼抑制音色，唱出“破碎的音色与秋天的光彩”，以致两人彻底翻脸。他刻薄地攻击诺曼的华丽音色：“这哪里是德国的浪漫春天？充其量是蒙古戈壁沙漠的春天！” 他的可贵就在这种极端以自己的意志为一切的固执，没有这倔强，就不会有散发异彩的作品。

切利比达奇的一生中，对他这种极端解读的抨击从未停息过，所幸是，到他白发苍苍时，终于有越来越多人体会到了这种极端的价值，于是，才成为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