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者成分较为复杂，有官医，民医，僧道医。而中世纪的欧洲医者的大多数是修道士，“在中古欧洲所调护病人的事情，皆完完全全的，归基督教会之人独办。”（ 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独办这句话有些绝对，但教会占据主流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模式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1，在十字架下，疾病被看作是神的历练，或者是个人品德瑕疵所带来的苦难（因教派而异），所以修道院内的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那时几乎很少见有所谓激烈的医患矛盾。即使是在教外医学中，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即便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犹太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Shatzmiller Joseph, Jews, Medicine and Medieval Societ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82.）

2，修道士的经济来源不依靠患者，与患者之间没有基于金钱基础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医者没有迁就患者、被动等待患者挑选的风习，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截然相反。而且这一点还带来一个影响，即医者不靠患者市场取利，也就没有行业保密的陋习，而医者的保密习气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普遍的，保密风气带来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造成技术传播的障碍，也造成医学很多领域缺乏学术对话平台，规范化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医者也不愿意进行彼此间的分科合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多坐堂医，但却极少有分科协作的医院体系。西方中世纪修道院则在诊断、治疗、护理等诸多方面有着分工协作，并且具备了内、外、妇、幼、五官等分科雏形（顺便说一下，中世纪瞧不起外科医，外科医常由理发师等兼任）

3，集中治疗、住院制也是来自于修道院的影响。中国古代医者或上门，或坐堂，或游走街巷，“医疗空间”很少有固定模式。不要小瞧这个问题，这是近年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因为空间问题决定医患关系模式，决定医患心理，更不要说住院制本身对医学的促进。中国古代也有住院制，但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很少有传承下来的。

4，门诊与住院分离，也是当时修道院的模式。

下面是1136年拜占庭潘托克拉托尔医院的基本情况（《剑桥插图医学史》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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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修道院领导下的医院，由麻风医院和老人之家组成。

50张病床，外加五张机动病床。分为五个区，一区外伤及骨折，二区眼科及腹部疾病，三区妇科，四区和五区收留其他男性患者。

每床标配床垫、床单、枕头，被一条，毯子两条。被子每年拆洗一次。

火炉三个，厕所二座。

每个患者每周洗澡二次。

医护人员：

院长是修道院长。另有四名修道士帮助管理。

主治医师二人。病房主管二人。

医生10人，外科医生2人，门诊医生2人。女医1人。

每个男病房有护士二人，杂役四人。

女病房有女护士4人，女杂役4人。

药剂师5人。

另有车夫、保姆、厨师、门房、清洁工若干。还有负责丧葬的专门人员。

患者伙食：每天850克面包，2盘加油蔬菜，2个洋葱。患者可以自掏腰包额外加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