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祥

　　读这本书，给我的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发展经济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书中描述了一个没有鸟儿的美国：

　　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是异常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因某些地方尚未感受其作用而被忽视，以至现在鸟儿悄然绝迹。（见《八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比当年的美国严重的多，因为这本书主要还是讲农药污染的，而现在我们国家的污染物更多，也更严重。二○一三年我国一百多个城市多次遭遇严重雾霾，有的地方甚至成为癌症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但导致环境恶化，而且影响健康，使经济发展失去意义。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对生活的物质追求应该适可而止。比如空调、汽车，以及电子产品的使用应该受到消费者本人的自觉限制。很多时候，一件商品，还有很大使用价值的时候就被抛弃了，原因仅仅是“不再时髦”，或者是“有更好的”。但问题是，这些产品的制造和运输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往往是不能再生的。大自然多少亿年形成的矿藏，被人类开采出来后几个月就丢弃了。很明显，要再次把这些资源汇集起来还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还有皮草服装，“每件皮草大衣大约需要10到25只狐狸，或70到80只水貂的毛皮制成”（百度百科“皮草”词条）。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得思考自己的生活观念。

二、要注意滥用技术的危害。

　　技术和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本身以“求真”为目的，影响的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中立的，并无善恶之分。但技术不一样，它影响的是我们的生活。

　　关于技术——这里说的是杀虫剂——作者这样写到：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使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见《忍耐的义务》）

　　技术的广泛使用，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但是，很多技术的力量过于强大，足以对生态造成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但问题是，这里有时并不存在绝对的好处。一种农药，也许可以暂时取得消灭害虫的胜利，造成粮食增产，但同时又破坏环境。增产是可以立即感受到的，环境的破坏则是长期的、潜在的。而且，根据进化论，害虫只要没有全部灭绝——全部灭绝当然是不可能的——其后代就能越来越适应杀虫剂。害虫的适应性比人类或者其它可爱的生灵强得多。

　　现代社会，很多技术是和大公司——也就是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公司为了自身利润，往往置不利影响于度外，甚至有的公司采取收买、欺骗等手段，掩盖其危害。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生产从一九四○到一九六○年之间，“批发总价值大大超过了二亿五千万美元。”在强大的经济利益支撑之下，甚至政府部门也不能保持中立，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把更环保的消灭害虫的方法宣布为异端，并禁止出版相关的书籍。尤其是，美国“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本书前言，作者是曾任克林顿时期的副总统戈尔）

三、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史记•商君列传》

　　戈尔在本书前言里写到了作者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被当作“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一个人，应该凭着良心说话，蕾切尔•卡逊做到了：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有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