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放于社会中对照分析更为鲜明而耀眼。比如，民间皆把识文断字之人看得很高大上，称之为先生，甚至举高至“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高度。平民百姓也把读书视作改变人生境遇的唯一途径。这就有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然而，文人到了统治者那里，情况迥然不同，虽然开科取士以显皇恩浩荡，同时表明皇帝重视天下读书人，给其功名。深入分析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历代统治者给文人留下的自由发挥空间极小，不外几条出路：一个是接受皇帝招安，为其统治服务，也就是将知慧放到驭民之术上，符合这一要求者，才华尚有绽放异彩机会。这就有了《商君书》、《过秦论》，延伸开来又有了《厚黑学》诸如此类（对民族来讲，此“异彩”实为灾难）。

        另一条路是隐居，找几个同道人吟诗作赋，不问世事，也可以终老（朱元璋一朝不行，如果给官不做要砍头，因为这意味着看不起朱重八）。

        再一种就悲剧了，不愿被收买，试图做一个独立学人，且时议朝政，还著书立说，流传于世，这时不考虑你的思想成果对国家民族长远发展有利，只关注对当下统治是否有害，甚至对维护皇权是否有害。只要有害，不问大小，必去之而后快。这时，只有一种选择，要么闭嘴，要么下狱后继续说（自言自语而已），直至掉脑袋。

        这便是中国封建史一直处于低层次循环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春秋以后中国只出醉心于诗词格律之人，再不出思想家？因为帝王视其为“妖言惑众”。甚至出不了科学技术创造者，也因为帝王亦将其视作“奇技淫巧”，由此导致人心不古而危害社稷。

        没有文化创造便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个道理极其简单，难道封建帝王弄不清楚？很清楚。

        之所以清楚而不改弦更张，一方面是小农经济下的中国，社会超稳定，同时孤立发展中的区域文化，造就了特有的文化心理，缺少危机感（识得危机时已经来不急了，比如满清王朝）。

        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统治者缺少更高尚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只看重手中的权力予夺，而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简言之，只关心当下享乐，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如此我们便认清了一个道理，“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在缺少限制条件下，鲜有抗拒者。所以，寄希望于人性的自觉，对绝大多数人不行，文明尚未得到进化前也不行，必须依靠制度的强制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诡异现象也不诡异，其实是权力或利益作祟。这就是中国千年封建史始终走不出“历史的童年”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