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我关心的是北京市财政乃至国家财政运行状态，根本的还是关心背后的执政成本，以及由此而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体制制度改革进程〗

       因为财政收支每年都要向人大报告，接受代表审议和质询，而不会像工业用电量一样，具有一定的涉密性，所以，借前天为北京市财政局数百名工作人员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辅导课的机会，简单了解了北京市财政收支状态，因为这背后蕴含着许多重要元素。

       仅仅讲财政收支本身，我们已经从媒体披露中得知北京财政“吃紧”，国家财政也“吃紧”，这也是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过紧日子”的重要原因。

       财政是国家的经济血脉，财政收支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和政治要素。比如，很多年前所讲的“吃饭财政”，指的就是吃财政饭的人员数量庞大，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后来经济快速发展，问题不再突出，当下矛盾又突出出来，一定反映和折射出一些必须关注的矛盾和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仍然向好，比如，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今年上半年GDP总量45万亿，经济增长率6.3%，两个数据都让世界羡慕不已的情况下，却出现了财政吃紧的问题呢？因为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开源尚需努力。建设和民生需要用钱，国防维稳需要用钱，援外承担大国责任需要用钱，并且这些都是刚需，且增速飞快，如此自然导致“钱紧”。

       其实，这里更让人关心的还是执政成本如何伴随体制改革实现下降的问题。我强调执政成本而不是惯常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生活成本，在于这一点带有根本性，因为这个成本背后是政治制度设计和执政理念。比如，两套班子、三套班子而来的成本。维护若干统一或一致性而来的成本……，等等。

       成本对企业重要，对政府行政重要，因为行政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生产部门，如果成本过高，就会导致企业外迁，而维系行政运行的刚需不会变，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就是不堪重负的企业外迁，倘若外迁量超过新开工企业，那么空额就要摊到剩下企业头上，如此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至于对党执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这会带来人们对体制制度的怀疑，抑或影响着民众的认同度和信仰信念。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在维护现有政治制度，也就是发挥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有效降低成本，这是个根本性重大问题，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