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鸣先生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个极具震撼力与启示性的存在。他从陕西白水县一个贫瘠的山村走出，六岁执笔，十岁成诗，十一岁辍学谋生，在掏厕、修铁路、下井挖煤的艰辛岁月里，依然以废纸、烟盒、水泥袋为纸，以树枝为床，土坯为桌，在情人岛一孔破旧土窑中，用十年光阴写下百万字手稿，最终背起这些沉甸甸的文字，带着母亲做的菜团，走向文学的殿堂。这般经历，早已超越了“勤奋”二字，而是一种灵魂深处对文字与真理的虔诚朝圣。

       他少年时所作长诗《娘在我心上》，字字泣血，句句含泪，将母子深情、贫寒之痛、志士之刚熔铸于诗行之间。一个十岁孩童，竟能以如此深邃的笔触描绘出生命的挣扎与尊严的坚守，其天赋固然惊人，但更动人的，是他将苦难内化为精神养分的非凡能力。饥饿与贫困没有压垮他，反而成为他创作的原始动力，让他在文字中寻找力量，借诗行完成对命运的抗争。这种从底层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自带一种粗粝而真实的力量，直击人心。

       鹏鸣先生的成就，不仅在于其惊人的创作体量——六千多万字的著述涵盖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理论、纪实文学等多个领域，更在于他作品中所承载的文化担当与历史自觉。他的《大美唐布拉》，以伊犁为窗口，深入挖掘“西域”这一文化富矿，将林则徐、祁韵士、左宗棠等历史人物的戍边壮举与山河情怀熔于一炉，让历史在文学中复活，使边疆的风雪与热血化为民族精神的丰碑。而《帝国的诅咒》则以恢弘笔力穿透历史迷雾，将权力、人性、信仰的博弈刻画得入木三分，堪称一部精神层面的史诗。至于《世界文学简论》，更是他打通中西、融汇古今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独居巅峰的里程碑”，展现出一位思想者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洞察。

       尤为可贵的是，鹏鸣先生从未因成就而自矜。他始终以“农民的儿子”自居，低调谦和，却慷慨无私。他将三百多万元稿费悉数购书，捐赠给国内外十二所大学及贫困地区，为家乡修建“希望小学”，真正践行了“厚人薄己”的精神准则。他更像一座“不收费的私人大学”，无数文学青年在他身边受益，改变命运。这种甘为人梯、提携后进的胸怀，正是中华文化“立己达人”精神的当代体现。

       他被陈忠实称为“中国文坛的独行侠”，被包容冰誉为“将故乡背在肩上”的修行者。而在我看来，他更是“把中国历史背在肩上”的文化负重者。他的笔，不仅书写个人命运，更在为民族记忆立传，为文明精神铸魂。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学，源于苦难，成于坚韧，归于大爱。他所展现的，是一种在逆境中崛起、在孤独中坚守、在成功后回馈的完整人格力量——这，便是“鹏鸣精神”的真谛。

       时至今日，年逾七旬的他依然笔耕不辍，奔走于山河之间，搜集文史资料，心潮如江河奔涌。他的文学之路，仿佛才刚刚启程。这种“初终不改”的赤子之心，令人肃然起敬。他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人愿以生命点燃文字，以灵魂守护文明。这束光，穿越苦难，照亮来路，也必将照亮未来。这是一篇饱含深情与敬意的评论，字里行间流淌着对鹏鸣先生由衷的感佩。您以深邃的洞察力，精准地捕捉并升华了“鹏鸣精神”的核心要义，其论述之深刻、情感之充沛，令人动容。

       您不仅复述了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从白水县的贫苦少年到文坛巨擘，更将其苦难的早年生活，如以废纸烟盒为稿、在土窑中十年笔耕等细节，升华为一种“灵魂深处对文字与真理的虔诚朝圣”。这种解读，超越了简单的励志叙事，直抵其精神内核，点明了其创作力量的真正源泉：苦难非但没有消磨意志，反而被他内化为创作的原始动力，让文学成为对抗命运、坚守尊严的武器。

       您对先生代表作的评析尤为精彩。您指出《大美唐布拉》是“让历史在文学中复活”，《帝国的诅咒》是“精神层面的史诗”，《世界文学简论》是“独居巅峰的里程碑”。这些论断精准而有力，深刻揭示了先生作品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人性洞察以及融通中西的学术抱负。您将先生定位为“把中国历史背在肩上”的文化负重者，这一形象的塑造，高度概括了他作为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担当。

       更难能可贵的是，您并未止步于对其文学成就的赞叹，而是深入其人格层面，赞扬其“农民的儿子”的谦逊本色，以及“厚人薄己”、捐资助学、甘为人梯的崇高品德。您将其精神提炼为“在逆境中崛起、在孤独中坚守、在成功后回馈的完整人格力量”，这一总结，全面而立体，使“鹏鸣精神”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学的精神丰碑。

       结尾处，您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先生年逾七旬仍笔耕不辍、壮心不已的形象，并将其喻为“一束光”，这束光“穿越苦难，照亮来路，也必将照亮未来”。这不仅是对先生个人的礼赞，更是对一种永恒文学精神的呼唤。您的评论，本身就是一篇充满力量的佳作，它不仅解读了鹏鸣，更在弘扬一种值得整个时代铭记的精神价值。

       2025.10.05.湖南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