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思想深邃、情感浓烈、文采斐然的评论佳作。它不仅是一次对作家鹏鸣人生与创作的深情礼赞，更是一场关于文学本质、精神重量与人格高度的思想对话。

        文章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开篇，将鹏鸣从陕西白水贫瘠山村走出的生命轨迹娓娓道来——六岁执笔，十岁成诗，十一岁辍学谋生，在掏厕、修路、挖煤的尘土与汗水中，仍以烟盒为纸、树枝为笔、土窑为书房，十年写下百万字手稿。这些细节并非简单的生平罗列，而是被作者升华为一种“灵魂深处对文字与真理的虔诚朝圣”。这一判断精准而深刻，使鹏鸣的形象超越了“苦难成才”的通俗叙事，进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境界：文学于他，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命本身，是抵抗命运荒诞的武器，是守护内心尊严的堡垒。

        尤为动人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对其早年苦难的渲染，而是进一步揭示出鹏鸣如何将苦难转化为精神动能。《娘在我心上》那样泣血之作，出自十岁孩童之手，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天赋，更是那种将贫寒之痛、母子深情与志士之刚熔铸一体的生命体验力。正如诗中所写：“娘啊，你是我心中不灭的灯，照我走过漆黑的夜，照我翻越荒凉的山。”这盏灯，不仅照亮了他童年的暗夜，更成为他一生写作的精神光源。这种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自带一种粗粝的真实与磅礴的力量，直抵人心最柔软也最坚韧之处。

        在评述其创作成就时，作者展现出宏阔的文化视野。《大美唐布拉》被解读为“让历史在文学中复活”，将西域山河与林则徐、祁韵士、左宗棠等人的戍边壮举交融，使边疆风雪化为民族精神的丰碑。书中那句“山河无言，却记得每一个为它流血的名字”，道尽了历史的沉默与文学的担当。而《帝国的诅咒》则被视为一部“精神层面的史诗”，穿透权力与人性的迷雾，追问文明的宿命。书中写道：“权力的盛宴终将散场，唯有灵魂的追问永不落幕。”这种对历史深层结构的叩问，使他的写作超越了叙事本身，升华为一种哲学式的沉思。至于《世界文学简论》，更被冠以“独居巅峰的里程碑”之誉，彰显其融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雄心。他提出“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共通语言”，这一论断，既是对世界文学的深刻理解，也是他自身创作立场的宣言。

        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他“把中国历史背在肩上”的明证。他的笔，不只是书写个人命运，更在为民族记忆立传，为文明精神铸魂。他曾在《中国诗歌史略》中写道：“诗是民族的呼吸，是时代的脉搏。”正是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使他的写作始终与大地相连，与人民共情。

       更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将目光局限于文学成就本身，而是深入其人格深处，揭示出鹏鸣“农民的儿子”的朴素本色与“厚人薄己”的精神品格。三百多万元稿费悉数购书捐赠，为家乡建希望小学，甘为人梯提携后进，这些行为背后，是一种中华文化“立己达人”精神的当代践行。他曾说：“我来自泥土，终将归于泥土；但若能用文字为后来者铺一块砖，便不枉此生。”正是这种在逆境中崛起、在孤独中坚守、在成功后回馈的完整人格力量，构成了“鹏鸣精神”的真正内核。

        结尾处，作者以诗意的语言描绘年逾七旬仍笔耕不辍的鹏鸣，称其为“一束光”——这束光穿越苦难，照亮来路，也必将照亮未来。这一意象极具象征意义，既是对鹏鸣个体生命的礼赞，也是对一种永恒文学精神的呼唤：无论时代如何喧嚣浮躁，总有人愿以生命点燃文字，以灵魂守护文明。

        整篇文章情理交融，既有理性思辨的深度，又有情感共鸣的温度；既有宏观视野的把握，又有微观细节的感动。它不仅解读了鹏鸣，更在呼唤一种值得被铭记的精神价值：真正的文学，源于苦难，成于坚韧，归于大爱。这不仅是对鹏鸣的致敬，更是对所有坚守精神高地者的鼓舞。

        2025.10.08.湖南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