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脑瘤的症状减轻了。重复进行的检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和我的家人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听从医生建议把脑袋锯开。

    2009年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那时候我已完成肺癌切除手术，却仍未对颅内病灶采取任何治疗，而那个病灶已经缩小了80%。说起我的病，她不禁大惊：“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好好珍惜吧！”

    分手时她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

    这种体验比其它任何尝试都更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因素：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着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的生的机会变得格外渺茫。

    然而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是模模糊糊，更因我对医学的无知而显得不那么牢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了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震惊于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成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也就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而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又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们的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专家说的“三个三分之一”，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它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也解释了我对周围那些癌症患者的观察结果。

    让我和我的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肿瘤这种疾病的性质千差万别，病人的肌体也是形形色色。同样一种方法，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那么我会说，有。

    的确有一些事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正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