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

    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全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他转脸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周围空无一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这里竟没有病人，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

    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寸步不离。因为职业的敏感，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嘴巴动一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

    我的这位朋友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退休之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再早一些，她是中南海领导人的贴身护士。为人忠直，勤勉细腻，富有同情心。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陪着我，还有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寻找着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

    “他是什么意思？”我问，期待着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情况不妙吧？”

    “是不好。”她回答。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么！

    “你进去吧。”我对马晓先说，“去看看晓东。”

    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转过身，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

    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的僵直的身影，我极力想要看到她的脸，可惜看不到，想用某种方式安慰她一下，又怕打断医生的谈话。

    我等在门外，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走进房间，站在晓东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色大变，嘴角微微抖动，眼里一片哀伤。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黑暗阴沉。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两人并肩而坐，沉默，还是沉默。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全身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

    周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们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来这个约定。

    “我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

    回家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都沉浸在巨大的震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呢，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靠着晓东的搀扶走回家里，倒在床上，感到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一会儿又涌起死到临头的惶惑和恐惧。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千万癌症患者身处和我一样的境地，不禁有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晓东在隔壁房间里已是悲痛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向亲友们报告噩耗，于是拿起电话，还没开口已是痛哭失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