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养老在中国一直被“私有化”，并被传统“孝顺”的道德准则无形监管。但自20世纪50年代始，养老以及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如​​婚姻和生儿育女等，皆被“集体化”和“公有化”，由国家来决定。这些年，随着中国推行市场改革，国家正陷入养老私有化或公有化的两难之间。最佳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两者的结合，而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私有化和公有化。

养老的私有化演进

人类缺乏与生俱来的自立能力。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动物，人类需要极长的哺育、成长和发展时间。所以为人父母承担自然隐含的养育责任，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存。

然而，相向的责任并不存在。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被动而非因自由选择，从生物学角度孩子没有供养父母的任何责任。在理想世界里，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作出回报，供老侍老。但是，并非所有父母都爱孩子，而也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如何为人父母。因此有些孩子可能不会对父亲母亲产生任何关爱。

即使缺乏关爱，感恩或善良有时能够填补和提供照顾长辈的动力。孩子可能不爱父母，但仍然可以对“养育之恩”心存感谢，或同情年迈的父母需要情感和实际支持。这些情感原素皆可令年轻一代自愿照顾年长一代。重点是养老“私有化”在理想环境中可以完全自发。关爱，感恩或同情这些正面的情感能提供理想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令养老、护老彻底私有化、市场化。

“孝道”保障养老制度私有化

现实和理想总有所出入。并非所有父母和孩子都能培养正面的、相互照顾的关系。人类的沟通往往复杂并充满矛盾、冲突和误解。种种原因能导致子女成长后不愿照护年迈的父母。然而，人类天性渴求有人相伴并有情感的联系。因恐惧失去或缺乏这些联系，导致不少父母同意把养老看成一种责任，说成一种社会道德。它本质上是因恐惧启发操纵，确保“投资”能得到“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维护自我利益的一种表达。在中国，这表达形式被冠为“孝道”。

孝道基本上利用“内疚感”和对人言可畏的恐惧，以保障子女成人后会反哺。否则便会招致道德压力和谴责。在古时，不孝会遭到邻居的唾骂，今天则能得到社交媒体用户的公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孝道非常符合成本效益。虽然手段负面，但长期保持养老体系私有化并平稳运作。公众压力协助确保每个家庭的儿女侍养父母，社会无需承担。

但是，变化的社会环境削弱这传统道德机制的功能。

养老被局部公有化

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中国人改为依赖工作单位提供基本养老金或福利。这解构了根深蒂固的私有化养老模式，把退休生活的支出公有化，纳入国家手中。其后文革也挑战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干预自发反哺的基础。如果政府可以有效全盘接管养老的支出和情绪责任，这些变化不会构成问题。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部分国有企业无法履行退休金承诺。虽然政府已至少在城市开始提供基本退休福利，但整体仍难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旧的养老模式被解构，但新的模式不能衔接，平民遭殃。那么，问题就变成，中国应该恢复养老私有化的模式吗？这个模式还可行吗？

社会变化挑战传统孝道养老模式

中国要把养老恢复到完全私有化，并依赖孝道巩固制度，并非易事。孝道虽在中国仍然普遍，但已今非昔比。尤其一孩政策，更造就大批自我中心的小皇帝。随着中国继续自由市场改革，让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是必须的。尽管存有“户口”制度，劳动力早已大量迁移。

数以百万计的人穿城过省工作，意味父母跟子女同住的家庭减少。在这方面中国正步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后尘。这些外劳鞭长莫及，不能陪伴至亲。而即使不是外劳，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也令人长时超时工作。即使对家人感到内疚，但须屈服于鱼与熊掌的现实，把工作和收入放为前提。

养老支出公有化

走不了私有化的回头路，倒不如强化公有养老支出。不管就业于国企或民企，全民到某个年龄都可获同额、刚足维生的公款，并随通胀调整。其他企业退休金、个人储蓄，或子女送增将是补充，而不是核心。这类似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美国，社会保障金随个人收入调定（但设上限）。这不幸惩罚许多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也在某种程度造成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由于生活成本全国各地不同，长远来看，不仅劳动人口，而是整个人口都需自由流动。这允许退休人士迁至更便宜或健康的环境，可有效腾出城市空间给劳动人口。

利用累进税支付公有养老，可拉近收入和财富差距。或许有人认为，不是每人都应享同额的养老金，但从经济学角度剖析，这机制更为健康。如果只给生活费予低于水平线的老人，那么处于水平边缘的人往往宁可选择更穷。但如果津贴是全民且属同额的，反能鼓励受惠者及其亲属把焦点放在补充或改善基本津贴。出于同样经济原理，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便指出，在德国、瑞士和美国，政治立场从左至右，都有不少人支持“全民收入”，即每个公民，不论老少，每月都能收取同额基本生活费。

公有养老的另一个好处，是减轻父母与子女关系中的经济牵连。许多中国人历来都抱“养儿防老”的心态，视儿女为投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规划、督促甚至控制他们的学业、事业和生活。这往往造成不少压力和磨擦，令两代疏离。把其中的经济牵连脱钩，助父母把自身利益置于关系之外，反可令两代的关系集中于感情基础上，从而鼓励更多自发的反哺供养。

更自由的经济需要更高的社会保障

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更为流动，这也标志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和设施，将越加普及，并在照料老人的情绪和起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人口老化的国家，无论是私有或公有，这些社区和中心皆极为普遍。它们不能代替但最少填补离巢儿女留下的空白。而这些退休社区多远离城市中心，老年人在那里可以找到寄托、朋伴和部分情绪支持。可以预期中国劳动力长远若变得更为流动，老人社区和设施的趋势也将成风。

这也许颇为讽刺，在自由市场如美国，养老支出基本上是公有化。而当中国继续走向自由市场改革，也可能需要跟风。孝道千百年来把养老责任私有化，但现今的社会条件，削弱了这低成本的道德机制功效。也许这预示中国该从“养儿防老”转型至“养儿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