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宫廷的昆曲演唱
张卫东
昆曲要是溯源可能是明·英宗的正统年来北京,要是保守也应是正德或嘉靖初年,这样算来至少也有500多年了。昆曲来到北京民间可能更早些,特别是清唱活动或文人雅集举行小型的彩串。
明永乐帝迁都到北京后宫廷上演的戏曲多是元朝留下来的北杂剧,也有当时编撰的北曲杂剧,后来这些曲调以及剧目曾被昆曲吸收成为北曲。在万历年以前宫廷演戏是由钟鼓司掌管,教坊司是专门承应皇宫奏乐的机构也兼清唱陪宴。在宫廷多上演北杂剧或一些南戏曲目,万历年以后就多演昆曲传奇。在戏曲管理机构上也将钟鼓司扩展为玉熙宫,万历皇帝对发展昆曲在宫廷的影响有所贡献。据明·司礼太监刘若愚的记述是这样的:
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数十员,司房、学艺官二百余员。掌管出朝钟鼓。……先帝最好武戏,于懋勤殿升座,多点岳武穆戏文,至疯僧骂秦桧处,逆贤常避而不视,左右多笑之……
这里所说的“先帝”指的是天启皇帝,而“逆贤”则是奸宦魏忠贤。
天启时代的玉熙宫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管理戏曲的机构,这时的承应演出者达到三百多人的编制,有时还到民间选进整个昆曲戏班承应。刘若愚还记述道:
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凡慈圣老娘娘升座,则不时承应外边新编戏文,如华岳赐环记,亦曾演唱。
可以看出明代的宫廷中几乎无一日不在唱昆腔,文中这两出戏目在昆曲传奇中曾有记载。在关于彼时以玉熙宫作为管理戏曲的机构记载是这样的:
神庙又自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习宫戏外戏,凡圣驾升座,则承应之。
神庙指的是万历皇帝,通过这个“自设”就可以完全说明玉熙宫在万历年间成为一个独立的演戏机构,而此时内廷参与唱戏的演艺人员最多时能达到四五百人,这还不包括教坊司女乐以及传入民间的昆曲戏班。关于刘太监的这段记述出自辑著《明宫史·木集》,因这段文字较为可靠故在明末清初时的笔记著作中多次引用。明末史玄的《旧京遗事》也曾引用并加以详释,他这样写道:
神庙时,始特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
这里说的“吴歈曲本戏也”指的就是标准的昆曲传奇,“吴音”、“苏班”以及“吴歈”等都是当时对昆腔的别称。
玉熙宫的地理位置在如今的北海西岸的金螯玉蝀桥西,今日北京图书馆老馆所在地。这里是明朝的皇家禁苑,一般用作设宴消闲之所。清代有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写道:
明烈帝每宴玉熙宫,作过水嬉之戏。一日宴饮,报至,汴梁失守,亲藩被害,遂大恸而罢。自是不复幸玉熙宫矣。
其中的“明烈帝”是指明思宗崇祯皇帝,而“不复幸玉熙宫矣”也说明此时的昆曲在宫中再也没有前朝的繁荣景象。
明朝宫廷演唱昆曲除常在玉熙宫还可随意传清唱,内廷禁苑还有另外几处戏台,这部分资料都是出自司礼太监刘若愚的记述中,而其他著述皆由此转载发挥而成。前文中记述有“懋勤殿”、“玉熙宫”演唱昆曲,还有“旋磨台”、“无逸殿”也是演戏之所。在刘太监的记述中是这样描述的:
西内秋收之时,有打稻之戏,圣驾幸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钟鼓司扮农夫馌妇女及田畯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内官监等衙门伺候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也。
这里记录了明朝时的北京皇宫四处固定演戏场所,其实还应该不只这几处。另外昆曲戏在那时是可以随便在任何场所演唱的,这就是所谓的“氍觎歌舞”。明朝的北京人还保留一些矮坐或席地盘坐习惯,那时候看戏的习惯是平视详观,只要铺上红地毯就能表演昆曲就是那时的演戏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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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中志》书影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在宫中除演戏外还有很多昆曲清唱活动,《酌中志》卷十载:
五年之九月九日,驾幸万岁山,钟鼓司太监邱印,执板清唱《雒阳桥记》内之“攒眉黛锁不开”者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邱印仍唱此曲。
可见当时在皇宫内演唱昆曲已经有了准确的定制,其时北京的皇亲达官们对昆曲更是青睐,在《旧京遗事》中载:“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在北京的舞台上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都已被昆曲占据。
明朝宫廷演出北曲杂剧以及昆腔传奇远比历史记载的更为丰富,宫内还是因袭洪武年的演出习惯,以神仙教化和历史故事为主,而民间常见的爱情故事类却不多,此外还上演过《劫大牢》、《闹铜台》、《东平府》、《九宫八卦阵》、《燕青博鱼》、《仗义疏财》等六出水浒故事戏。如果以万历年间《元曲选》的编者臧懋循说:“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
所以说《元曲选》多是以“内府本”校勘也是真实情况,从万历年《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的总目看仅“内府本”就有不下百种,再根据其它零散记录可以认为当时宫廷上演元代以来杂剧三百种。而用昆腔演唱的南戏传奇以及民间新作剧目也很多,据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记载的传奇有《玉簪记》、《米栏记》、《玉环记》、《天缘记》、《五桂记》、《谪仙记》、《妆盒记》、《同心记》、《红拂记》、《黄莺记》、《尝胆记》、《和戎记》、《风月记》、《红叶记》、《复仇记》、《金印记》、《卖钗记》、《西厢记》、《兴刘记》、《琵琶记》、《征蛮记》、《结义记》、《寒衣记》、《风情记》、《织绢记》、《救母记》、《三国记》、《征辽记》、《鲤鱼记》、《破窑记》、《湘环记》等。
崇祯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战争频繁,自皇帝离开玉熙宫就不开锣唱戏了,所以留下:“君王十载休歌舞,故使梨园尽白头。”的俗语。其实在宫中并不是绝对没有演过昆曲,只是相对而言。据《烬宫遗录》载:
五年后皇后千秋节,谕沈香班优人演《西厢》五、六出,十四年演《玉簪记》一、二出。十年之中,止此两次。
以上说的“沈香班优人”,是传进皇宫的民间职业戏班,《西厢记》、《玉簪记》都是当时流行的昆曲传奇,现在这些剧目还在北京的舞台经常上演。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兵北京,推翻了明朝政权。李自成不习惯听昆曲,皇宫内的乐工纷纷改习陕西传来的“西调”。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后于5月,攻占北京。9月,清朝定北京为首都。
明朝皇宫奏章典籍毁于“甲申之变”,宫廷记载演唱昆腔的物证全无,以上这些文字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分析。1967年,上海嘉定县发现明朝宣姓墓葬,内有一批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刊印曲本,其中有昆腔舞台经常上演的《白兔记》。万历三十一年,袁中道曾有过在北京观看昆腔伶人演唱《白兔记》的记录。昆腔与其它声腔不同的就是自古以来注重文字传承,明代宫廷和民间的演唱情况还能抓住一些参考线索即是仰仗于此,特别是在北京民间的十三家书铺,为后世刊印了很多杂剧传奇剧本。除了以上讲过的永顺堂外还有金台鲁氏、金台岳家、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住陈氏、正阳门汪谅金台书铺、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太平仓后崇国寺牌楼张铺、京都高家经铺、隆福寺、二酉堂、洪氏剞劂斋等,其中的“二酉堂”在解放前还在专门出售词曲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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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樵纪闻》书影
清军入关后,南明弘光朝建立,在南京皇宫内几乎无一日不上演昆曲。历史上有“弘光好伶人,与唐庄宗同”的说法。即便是直到清军渡江之时,弘光帝还在看昆曲戏作乐。在《鹿樵纪闻》卷上载:
辛卯……午刻,集梨园演剧。福王与诸内官杂坐酣饮。三鼓,同后宫宦竖跨马聚宝门,奔太平,投黄得功。
由此可见弘光帝时的宫内演出昆曲之盛,也可以说大明朝是伴随着昆曲的歌声灭亡。
继续南明政权的鲁王以及盘踞西南十余年的永历帝,他们也都是置备昆曲戏班,弦歌不掇。虽说这一时期的演戏地点已经不在北京的皇宫大内,但是内廷复杂的礼数却不因此而简化。这时的昆曲也被传播到两广云贵等地,对后来当地的地方戏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中国档案出版社《茶余饭后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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