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法国兴起了一股“针灸热”，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周边的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然而，这次针灸流行范围既不广，时间也不长，大约到19世纪后半叶，就很少见到类似的报告了。直到1930年代，针刺术才开始在欧洲复苏，法国又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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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乔治·苏理耶·德·莫昂特(George Soulie De Morant，1878-1955年)（图片来源：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

针灸疗法在法国再度登上舞台和得到真正的普及与发展乔治·苏理耶·德·莫昂特(George Soulie De Morant，1878-1955年)有关。苏理耶的针灸传奇始于1886年。这一年夏天，8岁的苏理耶在假期中认识了一个中国文人--丁敦龄，后者向其开启了东方国度神秘的大门。10年后，苏理耶因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谋生。在Lehideux银行就职期间，苏理耶修完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课程并毕业，于1901年初被派往北京京汉铁路公司，同年12月被法国外交部特聘为汉口领事馆翻译，而后在上海、昆明（云南府）等地服务，1911年1月回到法国。苏氏这10年的中国经历对其后来“法国针灸之父”地位有决定性意义。苏氏在其1939年出版的《中国针刺术》的前言中讲述了自己学习针灸的经历。他抵达北京不久，就遭遇一次霍乱流行，死者无数。他见有位杨（音译）医生能很快用针灸止住患者的吐泻、抽筋，于是，借助当局的介绍及自己流利的汉语，随其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并获赠不少珍贵的医籍。两年后，苏氏转去上海，利用会审公堂法医及书记的身份，找到一位高明的针灸师张（音译）先生继续深造。后来在昆明有机会常去法国医院，并得到云南副王的帮助，结识了许多针灸师。苏氏回到法国后，由于当时科学派医生对这种“怪异”的医术均持怀疑态度，因此并没有马上开展针灸。直到1927年夏天，苏氏带着女儿去Bouboule市洗温泉治疗后者的鼻炎，碰到Ferreyrolles医生，后者以顺势疗法为业，对苏氏所说各种疾病对应的针灸穴位很感兴趣，并耐心、谨慎地试用于临床，证明有效。于是将苏氏介绍给几位医生朋友（特别是MARTINY夫妇），当后者看到针灸令人吃惊的疗效时，便要求他讲解该技能并节译易懂的古医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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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针刺术》1938年首版扉页及内页。此书乃出版社于发行前送苏氏作最后校对用。藏于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由英国针灸医生Anthony Marks捐赠。

苏氏在1934年其第一部针灸著作中写道，作为白人世界的首位传播者，6年来他终于使欧洲及北美从混乱与无知中解脱出来，懂得了中国针灸的真谛。4年后他的奠基之作《中国刺针术》出版，在扉页上他写道：“我将此献给医院的医生们，多亏我的工作，他们学到了针灸术并在巴黎4所医院公开施诊；献给众多法国以及外国的医生们，多亏这一传授，他们用针灸治愈了数以千计的患者。”苏氏也许不够谦逊，但他促成针灸在西方世界的复苏并迅速发展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那个时期以及不少后来的西方针灸医生均视其为祖师爷。他的名声也传到了东方、传到了中国。1953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顾问、美籍黎巴嫩医生马海德将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的《新针灸学》专门赠送给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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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晚年的苏氏在施针术。藏于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由苏氏外孙女Briens女士捐赠。

成名后的苏氏，一面继续在巴黎医院针灸门诊与医生们一同施诊、讨论，一面在巴黎西郊的住所开办私人诊所。据其外孙女Briens女士回忆，当时慕名而来者众多，且为头面人物。他一直使用自己在巴黎珠宝匠处定做的两匣金、银针具，它们短且粗，尾部多镶有红、蓝宝石或珍珠（苏氏还有从中国带回的清末针具，粗细长短与今日国内所用相仿），苏氏自用的这种奇特针具并未被其门生传承。苏氏借此收入加上菲薄的外交部津贴及稿费、版税，维持一家4口生计。不过此举却令苏氏惹上官非，多次被控“非法行医”。据苏氏后人及追随者称，苏氏健康因此恶化，中风数次，右侧偏瘫，却仍以左手施术、著书，直至去世。Neuilly市政府为纪念苏氏在其故居设牌,其门生也曾集资为其铸像章，在法国糖果店还曾附赠印有苏氏头像及事迹的卡片，与其它百余位名人一起被誉为“人道典范”，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今天，苏氏的弟子们仍活跃在世界各地，主要的医生团体有法国针灸协会（AFA）与法国针灸医生科学会(ASMF)，后者每年举行一次“苏理耶·德·莫昂特”，交流针灸心得。他的一位“孙辈”门徒，法国人Pialoux,在1996年成立了“瑞士无国界针灸协会”，目的是将志愿针灸医生派往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其列。

注：本博客内容节选自《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卷》下卷第五章“欧洲的针灸历史”，由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馆长旅法学者贺霆教授撰写。该图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