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部分，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治病手段之一，并且自其产生以后在理论和治疗形式上都还基本保持原来的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本书共10章，除了一般性地叙述针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外，重点探讨了针灸的早期历史以及针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历史原本是彩色的、鲜活的，和今天一样，但因时间的冲刷，变得暗淡、模糊不清，甚至支离破碎，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恢复其原貌。针灸尤其如此，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献匮乏，与针灸起源有关的细节都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值得庆幸的是，1960年代以来从西汉古墓发掘出土的一批珍贵医学文献和文物，为我们重构针灸早期图景提供了重要线索。针灸是“针刺疗法”与“灸法”的简称，虽然都施加刺激于人体的穴位，人们也常常习惯于“针灸”并称，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的起源时间和方式因此也不相同。灸法属于温热刺激，喜暖畏寒是人和动物的本能，植物也有趋光性，因此在其它古代医学体系中也有类似的方法。灸法的起源比较明确。原始人类在生火取暖和烘烤食物的过程中，可能因不慎被火灼伤，结果使原有的疾病减轻或消除，或因烘烤腹部而缓解了腹痛、胀满等症状。这个过程一开始可能是偶然的，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就会有意识地用火烧灼或者烘烤，达到祛除病痛的目的，原始的灸疗方法也就出现了。但直到战国和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灸法才完全成熟，主要标志有三个。第一个标志是确立以艾叶为主要材料。施灸所用的原料，最初是用可以燃料的树枝、干草等，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发展到以艾叶作为主要灸疗材料，现在所说的“灸法”实际上是“艾灸疗法”的简称。古人选择以艾为灸，除了艾叶的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性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理由，如艾是古代取火和保存火种的重要原料、古人相信艾草具有禳灾避邪作用，以及巫师用艾草烧灼龟甲兽骨占卜疾病吉凶等，灸法因此也就不只是一种治病手段，而是融入了古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第二个标志是“灸其脉”原则的确立。在早期的灸疗实践中，施灸的部位多为烧灼病变局部或大面积地烘烤。在实际应用中，在“脉”上施灸，自然比大面积的烘烤更有针对性，因此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尤其重要的是，古人根据“寒头暖足”（马王堆古医书《脉法》）原则集中在四肢部的“脉”上施灸时，发现一些沿着一定路径的气行现象，并且具有效应性。对这些现象的详细记录，就构成了经脉理论的两大基本内容，即经脉循行和病候，成为指导针灸临床的重要理论。第三个标志是“寒者热之”、“陷下则灸之”等治疗原则的确立。早期的灸法应用范围很广，病症不分寒热虚实。但毕竟灸法属于温热刺激，更适宜治疗寒性病症。《内经》在“寒者热之”的原则指导下，主张以灸疗治疗寒证，并且还提出了“陷下则灸之”的原则，认为灸法可以补气血的不足，治疗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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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扁鹊行医图（东汉画像砖，山东微山，现藏于曲阜孔庙

针刺疗法属于创伤性刺激，逃避针刺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一些动植物还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刺状物作为攻击或防御武器，这种疗法不见于任何其他医学体系中，为中国传统医学所独有。关于针刺疗法的起源，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伏羲氏“尝味百草而制九针”，在《针灸甲乙经》中又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而针道生焉”。伏羲和黄帝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人物，约生活于公元前3500～2500年之间。近现代以来，医史学者借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理论，认为针刺疗法的产生是史前时期的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因偶然创伤出血而导致原有病症减轻或消失，经过几千甚至上万年的不断经验积累而逐渐形成一种系统的治疗手段，把针刺疗法的产生时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公元前3500年)甚至更早。实际上，无论是古代的“帝王创制说”还是现代的“偶然创伤说”都缺少基本的史实依据，完全是想象的历史。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论据证明古人在春秋时期以前使用过针刺治病。在针刺疗法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证是已知最早的扎针治病案例，并且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今天看来，使晕厥或休克病人苏醒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遥远的先秦时期，却是极其轰动的，并且会起到示范和放大效应。包括扁鹊自己，都会从这个案例中获得启示，发现针刺疗法的巨大价值。虽然史书只记载了扁鹊使用针刺治疗虢太子尸厥这一个病例，但从他随身携带针具和磨针石来看，扁鹊采用针刺治疗的病人绝非虢太子一人。抑或在同时，还有其他医生采用针刺方法给人治病。但无论如何，正是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案奠定了他在针灸历史上的地位，成为针刺疗法的创始人和先行者，而每一位在葬礼上目睹虢太子死而复生的人也都成为针刺疗法的忠实传播者。针刺疗法因此得到快速发展，至西汉时期《黄帝内经》的成书就标志着针刺疗法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成熟，此后两千多年来的一切针灸流派或家族传承，都不过是在《黄帝内经》所创立的针灸理论和实践这棵大树上添枝加叶而已。

明确针刺疗法的起源时间只是揭开了针刺起源之谜的冰山一角。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针刺疗法起源于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针刺疗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可，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认为针刺起源于印度、斯里兰卡、埃及、欧洲，甚至韩国和日本。导致这种误解的根源就在于被广泛认可的“偶然创伤说”，因为类似的创伤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因此也就不能排除针刺疗法产生于其他地区的可能性。人文地理学认为，作为思维的产物，如文字记述的书、图形与发明创造，都反映着作者创作时代的领域感，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和使用，不能只留意以时间维度为重的史料价值而忽视创作者的空间感。文明越是古老，这种领域感就越强。以古代书写文字的载体为例，两河流域的人使用泥板，埃及人使用纸莎草，中国人则使用丝帛和竹简，都是因地取材。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以地域性为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恰恰是由于这种地域的局限，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通过对相关地理环境的研究，探寻和重构某种传统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发展图景。中国先民的生存舞台是以黄河为中心展开的，然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古人在享受黄河水利的同时，也饱受黄河水害之苦。大禹治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妇孺皆知。虽然很难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和真正的史实等同起来，但中华民族悠久的治水历史却是事实。古人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人小河，疏通小河人大河，引导大河汇人大海，最终根除水患。在世界水利史上，如此悠久的治水传统和治水理念是独一无二的。古代中国人通过治水实践，不但增强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心，而且他们还把从治水中所获得的经验推而广之，用于管理国家和治疗人体疾病。针刺疗法中屡屡提到的“疏通经络”，就是“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在医学上的具体应用。由此可见，针刺疗法绝非远古石器时代的遗存，它产生在中国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完全可以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相媲美，并且在时间顺序上排在第一位。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以造纸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既便不最早产生在中国，迟早也会产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果古代中国人不发明扎针治病，就不会有今天的针刺疗法。

针灸诞生于非全球化的古代，但对针灸（特别是针刺疗法）起源的研究则只能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了谷歌和百度，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针灸产生于中国，但只有将其放置在全球的大背景下，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看清楚它的独特性。今天，我们重构针灸的早期图景，绝不仅仅是为了得出针灸源自何处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文化回归之旅，分享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只有抛开一切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偏见，以一种坦诚的目光审视这种独特的治病方法，才能发现它的真、善和美。

本书第一、二、十章由白兴华编写，第三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李柳骥和肖红艳博士编写，第四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赵艳博士编写，第五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甄雪燕博士编写，第六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王朝阳博士和他的研究生李涛和张毅编写，第七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禄颖博士编写，第八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魏玉龙博士编写，第九章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侯中伟博士编写。此外，还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我的学生宫玮瓅、吴齐飞和蔡慧玉（中国台湾）帮助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美国友人Ira Martin提供了七卷本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使得中国与古希腊西学对比成为可能；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提供了孔庙扁鹊行医图石拓片；南京中医药大学档案馆提供了两幅承淡安先生的珍贵照片；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提供了明代《铜人明堂之图》（清康熙四年[1665]林起龙重刊图）和乾隆针灸铜人图；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提供了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银针照片；此外，还有一些图片选自英国伦敦Wellcome Library图书馆和台北数字图书馆等。

白兴华

2012年11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