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从治水到针刺治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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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历史起源针灸 |
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发明了针刺治病的方法呢?这缘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人同其他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们与自然界有相似的结构并受制于同样的规律。人与自然这种有机、天人合一的整体,即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中国古代医生在诊治人体的疾病时,不仅要研究人体自身,更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医里的针刺治病理念与中国古人治水的思想就是一致的。
中国古人用疏导而不是堵塞的治水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他们同时也把这种治水经验用于治疗人体疾病上。
大禹改堵塞为疏导,历时13载终于驯服了洪水。相传大禹治水时,通过实地考察,根据地势和山川走向不同,将整个地域划分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他还亲自参加劳动,手执木锸(形状近似于现在的铁锹),率领20多万治水大军,通山川,疏沟渠,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河水沿着宽阔的河道,顺着地势而下奔流入海,从而制服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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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治水英雄大禹
中国古人的这种频繁治水应该与中国独特的地貌有关。中国大地西高东低。俗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地势高亢、幅员广袤的青藏高原就是一座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天然水塔,承纳来自海洋蒸发的水汽所凝结而成的雨雪,滴滴雪水汇成涓涓溪流,小溪汇入大河,顺着地势奔流入海。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上著名的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由于青藏高原与海平面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河水的流速较快。特别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含泥沙量之大位居世界各大河之首,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河道不断抬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决堤改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相传黄河上游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向下跳跃,即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鲤鱼跳龙门”。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 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舜死后,推举大禹继承王位,史称禹王,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主要统治区域为今天河南、河北及山东的一部分地区。黄河至兖州地区分为九河,传说大禹曾在此地疏导黄河入海。今天山东省禹城市境内的具(贝)丘山遗址,根据考古研究属于龙山文化遗址,其时代与大禹治水及其前后相当,人工垒筑的土堆较高,突出于当时周围地表之上,根据禹城县志记载,大禹治水时曾到具丘山来察看水势,治理水患。
2200多年前,建于成都平原西北处的都江堰堪称是中国人治水史上的另一个伟大杰作。川西一带,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6、7、8这三个月,人称“西蜀漏天”。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成都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缓,所以洪水极易在此处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成为泽国。秦昭王时(256 BC),蜀郡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和修建了都江堰,兼具泄洪与灌溉两大功能。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引水口结构奇巧,布局合理,使枯水不缺,洪水不淹,泥沙少淤,水旱从人,2000多年来持续浇灌滋养着成都平原,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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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都江堰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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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尼罗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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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尼罗河之神哈皮(Hapi)
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大洪水的记载,但却没有治水的传说,这也是与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如尼罗河发源于非洲内陆赤道一带,自南向北流入地中海,在长达6000多公里的流程中落差却只有1600米。由于受赤道降雨的影响,尼罗河每年都会准时泛滥,7月开始涨水,10月达到高潮,11月退水。古埃及的太阳历就是根据尼罗河水的周期性泛滥制定的,古埃及人将每年河水泛滥之时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一年365天分为三个季节,即洪水季节、耕种季节和收获季节。尼罗河不仅为炎热干旱、雨量极少、近似沙漠的埃及带来了丰沛水量,而且它每年定时泛滥所携带大量来自赤道密林的肥沃腐殖土也为河谷耕地带来了理想的天然肥料,尼罗河三角洲和两岸河谷地区因此成为古埃及灿烂文明的摇篮。所以,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泛滥就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就是丰收的征兆,他们不但不需要治水,每年还要举行仪式祈求主宰尼罗河的河神“哈皮”(Hapi)准时泛滥,并会为这位河神娶妻希望他能使河水泛滥有度,不致太过或不及。同时期出现的古希腊文明则属于海洋文明,他们更不需要治水。
中国人在水方面与其他古老民族的这种不同经历,造就了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这种独特认识告诉他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自然,“疏而不堵”,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