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都来自美国，其中大部分针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家庭。如果我们走出美国经验，放眼世界尤其是那些非西方文化的亲子关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最令人震惊的发现可能是在非西方文化中，权威型教养方式少得可怜。记住，一个出色的权威型父母不是依靠父母这一角色的权威来确使青少年服从他们的命令和指示。他们不是简单地制定规则并希望孩子自觉遵守。恰恰相反，权威型父母对孩子们解释要这样做的理由并就他们的指导权限与孩子展开讨论（Baumrind,1971,1991a; Steinberg & Levine,1997）。

然而，在西方国家以外，这种有利于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方法却显得极其稀少。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希望自己的权威被无条件地服从，父母不必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孩子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Whiting & Edwards,1988）。这一点不仅在非工业化传统文化中存在，同样也在非西方的工业化传统文化中盛行，最明显的是亚洲国家例如中国、日本、越南和韩国（Fuligni el,1999; Tseng,2004; Zhou,1997）。亚洲国家都强调子女对父母要“孝顺”（Filial piety），这意味着子女一生必须尊敬、服从、孝敬他们的父母（Lieber,Nihira & Mink,2004）。在其他传统文化中，父母这个角色本身要比西方社会里包含更多固有的权威。孩子从来不要求父母说明为何必须被尊敬和服从。简单的事实就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这就是他们拥有权威的充分说明（see the cultural focus box for an example）

在传统文化中，专制型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否较为普遍呢？答案是否定的。专制型父母的高要求和低回馈已经在人们脑海里形成了定论。传统国家的父母确实具有高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比起西方的更加强硬。然而，如果说他们的回馈低就错了。恰恰相反，在非工业化传统国家里的父母和青少年之间通常具有西方家庭不可能存在的亲密性，因为他们整天呆在一起，一起工作（男孩们和父亲，女孩们和母亲），而这种形式正是工业化社会摒弃的经济结构（Schlege& Barry,1991）。亚洲工业化传统国家的父母和青少年之间也保持着这种很强的亲密度，反应了一种互相依恋、共同活动和彼此间的责任（Fuligni el,1999;Lim & Lim,2004）。

但是，在非西方文化中，父母的回馈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例如，这些文化中的父母极少称赞他们的孩子（Whiting & Edwards,1988）,在许多亚洲国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私人谈话并不常见（Jeffries,2004）。但是非西方文化中的父母会回馈他们的孩子吗？他们和孩子有很深的感情纽带吗？他们爱孩子并深切地关注孩子的幸福吗？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非西方文化中的父母教养方式不是专制型的话，那是什么呢？事实上，他们不太符合这里所说的父母教养方式方案。大体上来说，他们最接近权威型父母，因为他们倾向于具有高要求和高回馈。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揭示的，他们的要求与美国和西方的父母回馈又有很大不同。

Diana Baumrind(1987), 最初提出父母教养方式这一术语的学者在她的研究设计中已经认识到：父母教养方式在传统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实际上，她曾经提出过传统父母教养方式（Traditional parenting style）这个名词来描述传统文化国家中的父母教养方式——高要求和高回馈，并且不鼓励讨论和辩论，仅仅依靠文化信念支撑的父母角色固有的权威来要求子女服从(Baumrind,1987)。

Baumrind研究中的文化适应性不仅在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存在，在美国的非主流文化中也存在。研究表明：非裔美国人、拉丁人和亚裔美国人并不向美国父母那样喜欢被划分为权威型父母，他们更乐意成为专制型父母（E.G. Dornbusch el,1987; Feldman el.,1991; Steinberg el., 1994; Steinberg, Dornbusch & Brown, 1992）。但是，由于没有研究使用Barmrind最近的“传统父母教养方式”来进行分类，很难说明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研究中的父母具有高回馈和反对讨论和解释的高强硬性，那么他们就既不符合研究者分类中的权威型父母也不符合专制型父母。

近年来，亚裔美国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权威型和专制型的命名无法简单地应用于亚裔美国父母（Chao,2001 Chao & Tseng,2002; Lim & Lim,2004）。他们认为这些研究者可能误解了亚裔美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并且将其错误分类，美国家庭中的高要求教养方式被归为专制型是正常的，但一个不熟悉亚洲文化信念的白人研究者对亚洲家庭也如法炮制就不合时宜了。亚裔美国青少年在这种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下并没有明显的不良表现。相反，与白人青少年相比，他们获得了更高的教育学位，更少的不良行为问题，更低的心理问题发生率（Chao & Tseng,2002;Steinberg,1996）。另外，家庭对亚裔青少年和初显期成人的态度使他们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和问题低发率（Tseng,2004）。这表明文化背景是预知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影响的关键。

美国社会里的拉丁裔父母也被划分为典型的专制型父母（Busch-Rossnael & Zayas,1991）。拉丁文化信念系统设立了孝敬奖金用来强调对父母及长者尤其是父亲的尊敬和服从（Harwood el.2002）。父母这一角色就是对运用权威的最好诠释，不需要对孩子们解释规则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养方式是专制性的。另一个拉丁文化信念的支柱是“家庭至上（familismo）”。它强调爱、亲密和家庭生活中成员之间的义务（Harwoodel., 2002）。这与专制型父母导致孩子的疏远和敌意毫不相干。研究证实：重视家庭的文化信念对拉丁青少年益处颇多（Fuligniel.,1999; Suarez-Orozco& Suarez-Orozco,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