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伯格在道德发展的研究中只提供虚拟的道德难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轰炸救援。这种难题在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见，例如，为了挽救生命而盗窃，为了减轻垂危病人的痛苦而实行安乐死，一个士兵为保护战友而牺牲生命。科尔伯格在设置的难题中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不受成见和先前经验的影响，这样才利于测试(Walker, Pitts, Hennig & Matsuba, 1999)。正如科尔伯格所说，关键点是道德判断的构造——一个人判断道德事件的认识基础(Kohlberg, 1981)。一个人对难题的反应能揭露其道德判断的构造，对两难问题的回答也更容易对比不同人的道德发展情况。

事实上，人们对两难问题的反应并非与真实生活毫无关系。科尔伯格通过两难问题对被试进行的道德分类同样适用于他们的真实生活(Walker et al., 1987; Walker et al., 1999)。并且，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密切相关，科尔伯格编码系统中道德阶段更高的青少年和初显期成人在生活中也更少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和欺骗行为，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利益(Hart, Burock & Bonita, 2003; Rest, 1983)。

但是，和科尔伯格运用的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两难问题近年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甚至包括曾经采用该研究方法的学者。劳伦斯·沃克(Lawrence Walker)——一位曾经采用该方法的顶级学者，现在辩驳道：“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道德及道德构造的范围”(Walker et al., 1999, p.371)。沃克认为，仅仅采用两难问题“可能会忽略一些或很多对个人道德建构非常重要的东西——人们对道德范畴的理解和处理日常道德实践的态度”(Walker et al., 1999, p.373)。

为了解除这种担忧，沃克和一些人开始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事件(e.g., Jensen & Williams, 2001; Killen & Hart, 1999; Trevethan & Walker, 1989; Walker, 2004)。在一项研究中，沃克和同事对处于青春期(16~19)、成人初显期(18~25)、中年期(35~48)及老年期(65~84)的加拿大人展开研究。这些被试参加讨论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道德难题。沃克将这种难题于前文出现的生死难题对比发现，人们报告的日常难题通常涉及到人际关系——青少年与父母、朋友；成人与配偶、子女及同事。

另外一个惊人的差别是，各个年龄段的人在判断日常道德事件时通常考虑现实代价(如失业)和收益(如一段愉快的经历)。而科尔伯格的研究系统将此类考虑划分为最低水平——“前契约”道德判断。但是如研究中的一位初显期成人被试所说，当结果只能假设时——“很明显你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会更仁慈”(Walker et al., 1999, pp.381-38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年龄段的人在道德判断时都经常用到宗教理由。根据这一点，沃克对科尔伯格试图将道德从宗教中分离的做法提出质疑。由于在加拿大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中只有5%的被试信仰宗教，这种普遍涉及宗教理由的情况就更加令人震惊。所以，沃克的研究从多方面证实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极大地拓展了对人们如何判断道德事件的理解。学者们对真实生活中道德事件的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视域下的道德观点。在一项对中国成人的研究中，沃克和莫兰(Moran)(1999)发现对道德难题的回答反映了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思想，例如强调“面子”（尊严）的重要性和传统儒家理念中对等级秩序的尊崇。斯威德(et al., 1990; Shweder et al., 1998)和詹森(1998)在印度的研究同样证实了文化是道德判断的基础。不过，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判断需要更多的研究去发现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