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尔伯格并没有否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道德发展存在影响，但是他认为文化对个人道德提升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有限(Jensen, 1997b, 2003)。科尔伯格认为，认知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础。由于认知发展只通过一种途径提升(提供充足的环境条件)，所以道德发展也只有一种成熟的途径(Kohlberg, 1976,1986)。随着认知发展和个人思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按照这条惟一的途径走向成熟。由此可见，道德判断的最高水平也是最合理的。如果提供了完善的教育，个体会认识到较低水平的道德判断存在缺陷和不合理之处，并开始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当个体能从各个视角分析一种道德情况时，他就能做出客观公正的后认知道德判断。

最近，这些假设引起了从文化视角看待道德发展的学者们的怀疑。其中，最具说服力和洞察力的批判来自一位文化心理学家瑞查德.斯威德（Richard Shweder，2003；Shweder et al., 1990; Shweder et al., 1998）。斯威德认为，科尔伯格描述的后契约道德水平并非唯一合理的道德水平，也不比其他的道德水平更高级，科尔伯格的理论偏向拥有最高学历和社会阶层的“西方精英”的个人主义观点。和吉利根一样，斯威德反对科尔伯格将抽象、独立的个人主义作为道德判断的最高形式。

斯威德注意到运用科尔伯格理论进行的研究中，极少发现有人达到后契约道德的行列。如前所见，在跨文化道德水平检测中，罕有非西方人达到后契约道德水平，虽然西方人能达到的也寥寥无几。但是，斯威德认为这并非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开发自己的道德思考潜能，而在于科尔伯格理论的缺陷和对道德水平的错误划分。

尽管科尔伯格声明后契约道德依赖于构建道德基础的客观、普遍原则，并且考虑个人或团体的观点，但事实上只有一种特殊的客观原则在科尔伯格的理论中被划分为后契约道德水平：那些以一种非宗教的、个人主义的、西方视角思考道德的原则。斯威德辩论道，事实上许多文化中的人们在道德判断中都涉及到客观、普遍原则，但是由于科尔伯格把这些原则视为建立在传统或宗教之上，而把他们的判断看成契约道德水平。斯威德把这种现象叫做科尔伯格的宗教歧视。

由于生活在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大多受到建立在传统或宗教权威上的原则的熏陶，这种歧视使他们很难被划分到最高的水平——第三水平。但是，Shweder辩论道，这并不能证明建立在传统或宗教上的客观原则逊于建立在非宗教、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客观原则。一种争议来自于所有的理性思想者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就是非理性的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斯威德则不属于二者中的任何一方。

斯威德用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些数据来自一项对和美国儿童、青少年及成人具有相同年龄的印度样本的研究(Shweder et al., 1990)。这里，我们来看对青少年(11~13岁)的研究结果，不过对所有年龄段的研究结果都是相似的。斯威德和他的同事们用一种不同于科尔伯格的方法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他们不提虚拟的问题，而是向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提问其真实的生活经历（如图4.4）。由于斯威德和他的同事认为科尔伯格只通过一个人如何解释道德判断来分类是错误的，他们就转而记录被试对各种习俗的对错判断。由于他们认为科尔伯格把涉及传统和神圣权威的分类错误地划分为契约水平，所以把被试做出的涉及普遍道德原则的判断划分为后契约水平，即使这些原则基于传统或宗教信念。

虽然印度人和美国人经常在判断各种行为上意见相左，但他们运用道德推理的方式却非常相似。在科尔伯格的理论中，各种文化的后契约道德判断都很少见，斯威德和他的同事却发现许多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多数道德判断中都运用到后契约判断。这是因为斯威德把所有涉及到普遍道德原则的判断都归类为后契约判断，包括基于传统和宗教信念的原则。而科尔伯格把这种判断归为契约判断或忽略不计。斯威德由此得出科尔伯格的理论偏向西方价值观。斯威德认为，道德判断不只是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反映，而总是植根于文化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