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信念，应该把文化与国家区分开来。许多国家拥有包含不同文化信念的多样文化，所以本书中阐述的不是“美国的”文化信念体系，而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文化信念，当然也包括美国社会的非主流文化信念。

许多研究发现美国非主流文化信念与主流文化信念相比，更倾向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拉丁文化十分强调年轻人对父母的顺从和对家庭的责任，拉丁家庭中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父母的权威并对家庭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Harwood, Leyendecker, Carlson, Ascencio & Miller, 2002; Suarez-Orozco & Suarez-Orozco, 1996)。亚裔美国青少年与美国白人青少年相比，同样更注重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前者比后者分担更多的家务，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也有更强的意识(Fuligni, Tseng & Lam, 1999)。对于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意义，几乎所有的亚裔美国初显期成人都认为在经济上帮助父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阿奈特, 2003a)；他们的集体主义信念由此可见一斑。谈到非裔美国人，研究还未发现他们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上的倾向。不过，研究已经证实非裔美国年轻人与美国非主流文化的其他年轻人相比，其个人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但仍逊于美国白人(Phinney, Ong & Madden, 2000)。

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相当多的非主流人口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信念。加拿大有相当多的因纽特人(也叫“第一民族”)；澳大利亚有很多中国移民人口；新西兰有相当数量的毛利人。德国存在土耳其非主流文化，法国拥有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传统，巴基斯坦非主流文化在英国植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整体上讲，西方国家的非主流文化信念比主流文化信念更倾向于集体主义。

正如前面所讲，文化信念会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社会化的进程中，通常这些途径提供的文化信念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年轻人经历的文化信念不一致会怎样呢？如果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信念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又会出现何种情况呢？在这些情况下，年轻人会发现他们在家庭内部经历的社会化与从学校、媒体及法律体系中学习的社会化存在差异，因为外部的社会化基本上受主流文化控制(阿奈特, 1995a)。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是一个多文化社会，美国的历代年轻人也大都经历了这种存在差异性的社会化环境。近几十年，一轮新的移民浪潮显著增加了居住在美国的非主流文化人口比例，尤其是拉丁人和亚裔美国人。有关预测显示，祖先来自欧洲的美国人将在21世纪下半叶失去主流人口地位(Pollard & O’Hare, 1999)。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最近几十年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逐年增加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所有西方国家的非主流文化人口的地位和福祉将在21世纪彰显出重要性。

由于非主流文化可能成为主流文化，为了探索年轻人由此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研究生活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