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是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朋友呆在一起，有时真让我感觉不爽，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对自己的家庭、家庭义务及家庭重要性的认知……我和家人从一开始就相依为命，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有时我回绝朋友时会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得和家人一起做点事。’他们就根本理解不了。有时我想去某个地方而我父母不同意时，我就不去了，朋友们就会说,‘嗨，想去就去，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我试着解释原因但朋友们永远也理解不了。但是，如果我和中国朋友说这些事时，她们就会说,‘哦，好的，你别去了。’”

                            ——林, 22岁（阿奈特，未公布的数据）

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文化信念区别之一就是东西差别。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长久以来高度强调集体价值观念，例如：服从权威，尊敬长者，迎合集体意愿(Hsu, 1983; Trommsdorff, 1994)。而西方的文化信念一直在向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社会化价值靠拢(Bellah et al., 1985; Hofstede, 1980; Trommsdorff, 1994)。尽管东方文化中的年轻人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也日益崇尚个人主义(Matsumoto, 2002; Stevenson & Zusho, 2002)，但东西方年轻人之间的差别却一直存在。

当东西方文化信念同时存在，就会为生活其中的青少年提供一个十分有趣而复杂的社会化环境。雪莉·费尔德曼(Shirley Feldman)和她的同事针对此种情况研究了移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中国青少年(费尔德曼, 1992)。样本包括第一代移民家庭(first-generation families)（父母和青少年移民之前都在中国出生）和第二代移民家庭(second-generation families)（父辈和祖辈在中国出生，青少年在移民后的国家出生）。为了参考对照，费尔德曼和她的同事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白人青少年与中国香港的青少年纳入样本。样本的年龄分布是15至18岁，年级分布是10至11年级。他们就有关价值和信念的各种方面填写问卷，也包括一个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的问卷。

结果显示，即使是第一代中国移民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信念也比中国香港的青少年更与西方青少年接近。一项对尊敬的调查显示，西方的中国青少年比中国香港的青少年更认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价值。生活在西方的第一代中国移民青少年不如中国香港的青少年注重传统价值（例如，参加传统仪式），而更专注于外在的成功（例如，获得财富和社会认可）。两代中国移民青少年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与西方白人青少年也十分相似。

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青少年继承下来的一个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费尔德曼及同事称作“家庭作为居住单元”的可变性有关(1992)。这个价值观包括年长的父母应和其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未婚的子女应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中国的青少年与西方白人青少年相比更能认同这一点，无论是中国香港的青少年还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第一代及第二代中国移民青少年。但是，如图4.1所示，由于西方主流文化的渗透，这种价值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力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其中，中国香港的青少年比移民的一、二代青少年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信念；而第一代移民青少年比第二代移民青少年保留得多。尽管如此，即使是第二代移民青少年也比白人青少年保留得多。

总体来讲，该研究的结果表明从中国移民的第一、二代青少年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信念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民的父母和青少年所持文化信念的差异是亲子冲突的根源之一(Cashmore & Goodnow, 1987; Faver, Narang & Bhadha, 2002; Rosenthal, 1984; Zhou, 1997)，当青少年抵制父母的观念时，父母就会因这种亲子观念差异而有迷茫感和危机感。此外，这些研究为作为文化进程的社会化的重要性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社会化有多种源头，不仅有家庭还包括同龄人、学校、社会团体和媒体，所有这些源头都植根于文化信念之中。即使移民后的中国青少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仍会因家庭外部的社会化冲击而改变信念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