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认为青春期是与生俱来的动荡时期。这一观点至今仍受到学者争议，但霍尔认为青春期的剧变和波动是正常的。正如他描述的一样（Arnett, 1999a），青春期的动荡反映在这一时期高频出现的三大难点即与父母的冲突，情绪的波动和冒险的行为（如吸毒和犯罪）。

霍尔支持拉马克式的（Lamarckian）进化观点。许多20世纪早期的杰出思想家认为这一观点可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更好地解释进化。按照拉马克的理论——这一理论现在看来不足信——进化是经验积累的产物。有机体通过记忆和后天习得的特性的形式而非基因（这在拉马克和达尔文创建理论的时代尚不为人知）形式将自身特性传给下一代。这些记忆和后天形成的特性将在下一代个体的发展中重现。因此，霍尔认为青春期发展是“前动荡时期的显现”（1904，vol.1,p.xiii）。他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定有一段极度喧噪和困难时期；这一时期的记忆遗传给下一代并在如青春期的动荡的个体发展中得以重现。自从霍尔对青春期的研究作为一科学研究领域以来，有关青春期动荡的争论一直处于似沸非沸状态，时不时地达到沸点，趋向激烈。霍尔认为青春期趋向动荡是生物特性，具有普遍性；而以马格瑞特为首的人类学家通过描述非西方文化中既不暴怒也无压力的青春期来反对上述观点；相反，心理分析理论家，尤其是安娜·弗诺德（Anna Freud，1946，1958，1968，1969），坦言支持青春期动荡说。

安娜·弗诺德很是怀疑地观察那些没有经历过动荡的青少年。她说为了让平静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现实，他们必须“过度地抵御本能活动以至于现在变得扭曲”（1968，p.15）。她认为动荡是必然的，普遍的，甚至缺少动荡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青春期的正常本身就是反常”（1958，p.267）。

更多的近期学术怎样看待青春期动荡观点？当前，学者形成的共识是由霍尔提出，安娜·弗诺德和其他心理分析专家推向极端的青春期动荡观点对多数青少年来说不适用。（Arnett,1999a;Steinberg,2001;Susman et al.,2003）。动荡是所有青少年的特性和它的来源是单纯的生物特性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现代学者强调，多数青少年尊敬和喜爱父母，他们的情绪没有波动到要接受心理治疗的程度，他们没有参与冒险活动。

另一方面，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支持所谓的“改良的动荡”观点（Arnett,1999a）。研究支持某种动荡的存在——至少身处美国中产阶级主流文化中的青少年，他们与父母有冲突，情绪波动厉害，有冒险行为。但并非这一地区所有青少年都经历动荡。与其他时期相比，青春期是动荡更可能发生的时期。与青春期前后相比，青春期内与父母发生冲突的比率更高（Paikoff &Brooks Gunn, 1991; Smetana, 2005）；与青春前期和成人相比，情绪在青春期时更极端，更易变（Larson & Richards,1994）；与孩童期和成人期相比，情绪沮丧在青春期更常见(Bond et al., 2005; Petersen et al., 1993)；冒险行为在青春期内激增，在后青春期或成人初显期最多。不同的年龄期呈现不同的动荡种类：与父母冲突发生在青春早中期，情绪波动在青春中期，冒险行为在后青春期或成人初显期。（Arnett, 1999a）。

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动荡的不同种类。现在要强调的是，尽管改良动荡观点有据可依，但这并不意味着青春期动荡是处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所有青少年的典型特征。因文化差异，青少年经历的青春期动荡程度上有所不同；传统文化中，青春期动荡相对较低，西方文化中，则相对较高。同时，在每一种文化中，青少年经历的青春期动荡因人而异。